top of page

【作者簡介】

黄東漢,原廣州十四中高三(六六届)畢業生。一九六八年秋,因爲"出身好"、"根正苗紅",被學校分配下鄉到鄰近香港的寶安縣(即今日深圳所在地),十四個月後參與了當地農民组織的(幾十人)羣體大逃亡事件,雖中途事泄導致計劃夭折,但黄東漢和三位農民仍成功駕機船逃抵香港。

黄東漢先生近年來致力於知青偷渡口述歷史的搜集、整理工作,並撰寫了《起錨》系列大量文章。本網現經作者同意,選載其中五篇以饕讀者。

黃東漢特輯: Quote
Foggy Landscape

【永遠懷念後海灣的紅樹林】

紅樹林的紅樹,是一種生長在淺海灘塗上的低矮常綠樹木,它有著像榕樹一樣的氣根,葉片也很像小葉榕。由於生長在海邊,常年抵受著海浪的衝刷和颱風的吹襲,紅樹一般很少高過2米的,為了抵抗海潮,紅樹林的紅樹都是長在一起,眾多的紅樹連成一大片,亙相纏繞,形成一道天然的綠色屏障,抵擋著海浪向岸邊的衝擊。由於每年秋天它會結出一些鮮紅的小果,我想這就是它學名叫紅樹的由來吧。這些小果成熟之後落到海中,隨波逐流很快就會在附近生根發芽,所以有紅樹林的地方都是一大片的。四十年前的深圳後海灣紅樹林,可不是今天這模樣,它東起深圳河口,一路沿著海岸向西漫延,途經皇崗,福田,大沖,直到灣下。最窄處也有二三十米,最寬處可有一二百米,這連綿一大片的紅樹林,枝葉茂盛,緊密相連,身處其中,但覺濃蔭蔽日,舖天蓋地,海天一體,氣勢雄渾。

紅樹這種小樹,當地人叫它另一個名字[塱樹],由於它成群的生長,所以塱樹林在沿海灘塗上就形成了一個特殊完整的生態區。每天潮水的一漲一退,給紅樹林帶來了充足的養份,紅樹林底下的泥灘生活著多種的淺海生物,有各式各樣的魚,蝦,蟹,還有海鰻。由於有充足的食物,所以南來北往的鳥兒也有很多停下來覓食和繁殖。當年我下放的小村,房屋就建在塱樹林邊上,潮水漲上來的時候,可以看到成群的魚蝦在塱樹之間游來游去。潮水一退,很多當地人都會用連板【注】下海灘,捕捉各種遺留在灘塗上的魚,蝦,蟹和海鰻,運氣好的時候,一個好手下海灘一次所得漁獲可賣得十幾塊錢人民幣。在那缺錢少米的年代,紅樹林的漁獲也可為當地人解一解憂。當地人為了方便出海,在成片的塱樹叢中開闢了很多通道。砍下來的塱柴就堆在屋前屋後,塱樹由於生活在鹹水中,故此鹽分很高,剛砍下來時很難燃燒,一般要放在屋外經過一年的雨淋日曬,把鹽分沖淡了才可作燃料。在那艱難的年代,塱柴也為當地人提供了不少的溫暖。

濃密的塱樹叢,就好像[沙家濱]的蘆葦一樣,都是躲藏人的好地方,人一躲進去,就很難被發現。後海灣的紅樹林,由於處於邊界,因此在那瘋狂的年代裡,就成了一個特殊的種群---偷渡者最後可以喘息一下的天然屏障,塱樹林竟然在那個時代保護過成千上萬的逃亡者。

在那瘋狂的年代,由於統治者實施錯誤的治國方針,引起內地人民大量的逃港。香港地處亞熱帶,海水溫暖,除了寒流南下和打颱風的幾天外,一年有大部份日子適合偷渡,而後海灣是逃亡者最熱門的偷渡夜泅點。後海灣最闊處有四公里,最窄處深圳河口有幾百米,一般逃亡者容易下海處也有二,三千米闊。如果是白天一個吃飽了的青年,這三,四千米的海面三,四個小時就能橫渡,然而逃亡是要夜泅,夜間在大海中隨時會迷失方向而亂游,加上逃亡者一般都要經過幾天的翻山越嶺,有幸才能到達紅樹林,來到時已是強弩之末。身心極疲累加上恐懼與饑餓,這幾千米的海面橫渡時間就要加倍,據成功的逃亡者回憶,當年夜渡後海灣平均要六小時左右。如果下半夜才到達海邊,估計天明前不能游抵彼岸,人們就會選擇躲在紅樹林裡,靜待第二天晚上的來臨。

據香港政府公佈,七十年代每年成功抵港的非法入境人士約三萬多人,那就是每天一百人左右,後海灣是偷渡的大熱門地點,減去其他地方來的和上半夜抵達隨即下海的外,每天白天要躲在紅樹林的逃亡者有幾人至十多人。保守估計,十多年下來,曾經躲藏在紅樹林裡的逃亡者,起碼有數萬之多。當年如果後海灣沒有那一大片紅樹林,那天亮時將會有很多人在大海中被撈起。當年如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解放軍每天用話筒喊喊話,然後向紅樹林的中部隨意開幾槍,說不定就會有一兩個膽小者以為被發現了而站出來投降。如果軍隊趁漲潮時帶著狼狗乘小舢舨到紅樹林的中部去搜一搜,肯定每天都會從塱樹叢中揪出幾個裡通外國,投敵叛國的階級異己份子來。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是不知情或有意網開一面他們沒這樣做,這就讓有幸躲進紅樹林的人得以繼續亡命天涯。

那些趁著黑夜越過公路,爬過海堤,於下半夜才滾進紅樹林的聰明人,一般都會立刻選擇一個比較舒適和隱蔽的地方躲起來,從後半夜算起到第二天的晚上,這一躲就要躲十七,八個小時。究竟這一躲滋味如何,據曾身歷其境的人回憶說,那是苦不堪言。近海堤的紅樹林樹木高大些,可有兩米左右,腳下的泥土也堅硬些,但容易給解放軍發現。近水一端的樹人站在那裡比較舒服木又太矮,藏不了人。最好是躲在中間地帶,那兒的樹木有一米五,六高,腳下的泥濘也不太深,彎著腰剛好躲藏一個人。一個人長時間彎著腰站在泥濘裡,不能挺起腰,站累了就只能蹲著或直接坐在泥漿上。通常人一躲進紅樹林就安全了,因為軍警和狼狗都害怕泥濘,不會下到泥灘裡去抓人。

逃亡者站在泥漿裡,夏天日曬雨淋,蚊叮蟲咬,那裡的鹹水蚊個頭特別大,叮起人來特別疼,冬天則寒風剌骨。他們來到這裡一般都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很多都已彈盡糧絕,加上過度驚慌,早已是強弩之末。人躲在這裡,一來可以喘息一下,二來可以調整一下恐慌的心態,正確評估一下眼前的形勢,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白天最難耐是寂寞與饑餓,巴不得時間快點過去,太陽早點下山。大部份人抵達時已餓了一兩天了,很少聽到逃亡者說到了海邊還有餘糧的。漲潮的時候水長的齊脖子深,人要一手抓著樹枝,一手要緊緊抓緊浮生用具,以免被水沖走。因為那是在大海中用來救命的。成群的魚蝦圍著饑餓的身體游來游去,它們也當他們是食物。饑餓的人這時很想用手來捉它們生吃,但很難抓到。每移動一下,泥濘中散發出來的霉味中人欲嘔。長時間躲在紅樹林裡是很難忍受的。但逃亡者明白再難忍也要忍下去,他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後一道防線。他們也知道他們這次挑戰[毛]的人民戰爭的行動極有可能成功,一旦站起來就會前功盡棄。好不容易等到夜幕來臨,這時逃亡者才懷著恐懼的心情,拖著虛弱的身軀,游向茫茫的大海。他們大多數能成功,因為那時他們大都懷有一顆強烈的奔向自由之心,因為那時他們正年青。紅樹林保護過逃亡者,但紅樹林留給逃亡者的苦難記憶卻是深刻的,永世難忘。

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超過了三十年,國內人民的生活早已大幅提高,直逼香港。人民可以隨意向當局申請護照跟旅行團或自由行來港。[督卒],[起錨]等大規模的人民偷渡行動早已成為歷史,[塱樹]—紅樹林也早已完成了它的特殊的歷史使命。今天後海灣的紅樹林已消失了大部。隨著深圳這個城市崛起,人們不斷的填海造地,海岸綫向前推移了很多。沿海很多地方高樓林立,寬闊的公路把原來屬於紅樹林的地方給擠占了。在沿海只有少數的地方—如深圳灣某些段落,當局還刻意的保留著一小片的紅樹林,供遊客旅遊參觀。這有幸獲得保留的紅樹林,當局也做了不少手腳。十幾年前,那些低矮的原生樹種被砍伐光。當局者在原處補種上從澳大利亞引進高大的樹種。那些高高大大的新品種,人們只會看到紅樹林的原生態,一點都看不到可以躲藏人的樣子。或者當局這樣做別有用心,是想讓某些人忘記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但能嗎?

今天來紅樹林旅遊參觀的大多數是來自北方的年輕人。面對面目全非的紅樹林,他們看到的只是花鳥魚蝦,他們絕沒想到當年的紅樹林會是另一個模樣,只有少數年逾六十的老者,那些曾藏身於此者前來觀看,則別有一番滋味。往日的逃亡人士,今已垂垂老矣,抽空回來一看,雖然它們早已面目全非,但也能勾起他們對沉痛往事的回憶。

俱往矣!昔日連綿一大片的紅樹林,你曾經孕育和保護過不少的生命,隨著城市的發展,你將會慢慢的消失,然而你當初的景象,卻永遠在某些人的腦海裡長存。不知是誰曾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躲在紅樹林裡的苦難,不敢或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卑微的老百姓會以他們的雙腳表達人心的向背。今天當局給當年廣東人民的大逃亡冠以[非法探親],希望可以把這一歷史事件輕輕抺去,草草了結。但逃亡卻永遠都是老百姓對當年沒有人性的高壓統治的最微弱的反抗,是徹底的背叛。希望今日的當政者永遠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勿讓[督卒][起錨]等苦難重臨人間。

永遠懷念你---後海灣低矮茂密的紅樹林!

2011年1月2日於香港


【注】連板 :一種底部寬一尺,長約六尺,上有高約一米的扶手,用時雙手握著扶手,雙腳穿著膠水鞋,一腳站在木板上,另一腳在泥灘上用力向後蹬,可在泥灘上來去自如。

黃東漢特輯: Text
Twisted Circle

【難忘狗口餘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當年逃亡的小青年,往日的紅衛兵今也垂垂老矣。苦難往事的記憶很多都只能長埋心底,永遠塵封起來。現在大陸政策開放了很多,人們茶餘飯後在很多埸合都可無所不談,就連慘痛的[起錨]往事也可一說。但是基於多種原因,絕大多數的[起錨]者都不愿把自己苦難的經歷用筆寫下來。目前這方面的文章,除了本人所寫的幾篇外,絕無僅有。在此我向大家呼籲,希望有寫作能力的[起錨]者拋開顧慮,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和別人逃亡的苦難寫出來,填補一下歷史這方面的空白。為後世子孫留下多一點資料,讓後人知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的廣東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事情。由於本人也是[起錨]者,因此對於那些述說者所講逃亡的苦難,都能感同身受。由於本人文化程度只有高中,寫作能力一般。為了讓當年真實的歷史留存下來,本人唯有不遺餘力地寫下去,直到寫不了為止。由於時隔太久,存在本人腦海裡的記憶有些混淆不清,因此寫出來的東西常見有張冠李戴的事發生。這也難怪,但寫出來的都是事實。以下是原海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七團,文昌縣橡膠良種研究所兵團戰士張XX的回憶。
張XX,1952年生於廣州,1969屆廣州十三中初中畢業生。由於其父在解放前擁有一個手工皮革作坊,因而在那個時代理所當然的被評為資本家。他有姐弟妹共四人,因為家庭成份不好,大家姐1965年初中畢業升不上高中已下鄉務農。史無前例文化革命一來,在破四舊大抄家中他家首當其衝,被抄得一乾二淨,連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要向親友商借。時近寒冬,一家人穿衣吃飯都立成問題。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文革前還在唸小六的他,進了中學在復課閙革命中胡混了幾個月,7月份便算中學畢業了。他的家庭成份這樣高,當時只有兩條路,一到農村插隊,二到農場。從早已插隊的姐姐口中知道農村的苦況,張XX開始是選擇抗拒,逃避。然而過不了三個月,父親所屬的工廠配合學校行動,把張XX的父親關進了學習班,罪名是對抗上山下鄉運動。為了解救父親,也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張XX毅然選擇了到海南島,希望能在兵團裡混出個人樣來。
1969年10月他給分配到海南島文昌縣一師七團橡膠良種研究所。那地方美其名叫研究所,但他們幹的全是開荒,用炸藥炸樹根,挖坑種樹等超重體力的工作。住的是茅屋,睡的是剛鋸下來的木頭做的濕木板床。經常吃不飽,這種生活對於一個17歲的知青來說是一種艱苦的磨難。經過一年多的艱難困苦的工作與生活後,張XX挨不住了。心想在這裡這樣幹下去也沒有什麼前途,加上1971年已有很多廣東知青成功逃港,他心也動了。于是便回廣州與朋友一起籌劃,準備南逃了。
1971年4月初次[起錨]。他和一個後來作了他姨丈,一個後來作了他姐夫的兩兄弟,再加上一個朋友一行5 人一齊起程。他們帶齊了逃亡的必需物資,包括指南針、炒麺粉、吹氣塑膠枕頭等,先行用假証明乘火車到東莞石灘,然後再轉乘汽車到惠州。1971年[起錨]已進入了高潮,當局為了堵截逃亡把封鎖線越推越遠。很多走東線的人都要從惠州這麼遠的距離出發上山。他們五人由於是第一次,沒有經驗,選取了一條比較艱難的路線。從惠州起程的東線沿途要經過幾座大山,而他們為了安全計選擇走山的比較高的部份,這樣逃亡的時間就會長些。一般有經驗的[起錨]者走的都是山的比較低矮的部份,有時半夜裡還會走一段公路。這樣雖然被捕的機會大些,但到海邊的時間也短些,可以保存更多體力以便渡海。如果敢走山的低處,那麼從惠州到海邊直線距離100公里左右,一般需要5—7天就可以了。他們走的是山的高處,雖然被捕機會少了,但山高路難行,半夜裡摔傷的機會也大增,速度放慢了,體力消耗卻加大了。所幸他們有比較好的指南針,在山頭上憑著指南針的指示只管向南向南,沒有迷失方向。但這樣完全由山過山,嶺過嶺的走法,令到他們走到海邊的時間要半個月之久。
就在他們即將到達海邊的前一晚,同行的一個人,就是後來作了他姨丈的那個人,一腳踏中了農民用來捕捉野豬的捕獸夾,一腳嚴重受傷,不能行走。經短暫商討後,大家把傷者抬到公路邊,等候被捕,其餘的人處理好傷者後繼續上路。事後証明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天一亮傷者就被民兵發覺,由於不能行動,要由民兵用木板抬走,立即轉送拘留所。而拘留所也不願拘留他,立即通知他家裡人把他領回。如果勉強扶他到海邊,受了傷仍下海那是頂危險的事。因為大鵬灣有個別名叫鯊魚溝,半點的血腥都會引來鯊魚的攻擊。幾年後張XX在香港認識了一位女士。那女士哭著告訴他,她原本是和弟弟一起來的。弟弟下水前受了點輕傷,千辛萬苦到了海邊自然不想就此放棄打道回府,抱著僥倖的心理下了海,結果半夜裡弟弟遭到了鯊魚的攻擊。姐姐在附近看到幾條鯊魚輪番的向她的弟弟進行撕咬,直至把一個人撕成碎片。姐姐就在附近但卻欲救無從,欲哭無淚,真乃慘絕人寰。
第十五天的後半夜他們千辛萬苦到了海邊。剛一接觸到海洋大家都興奮不已,馬上吹漲塑膠枕頭,扔掉一切裝備四人一齊下了海。然而那晚他們遇著頂頭風,無論他們如何努力向前拚搏,無情的風浪都把他們送回岸邊。加上四月的海水還比較冷,天明時他們四人只好爬回他們下水時的沙灘。因為太饑餓太疲倦,眾人都倒在沙灘上喘氣。就在他們躺在沙灘上休息時,兩個解放軍和一頭狼狗出現了。兩個軍人見他們有四個人,怕他們會逃走或反抗,便放開了狼狗。那狼狗便立刻撲向張XX,在他的左大腿上咬了一口。張XX還未反應過來,那狼狗又咬了他的右大腿一口。被咬著的張XX痛得在沙灘上打滾,這時軍人才做了一個暗號,那狼狗才鬆口。這時張XX雙腿已鮮血淋漓。就這樣他們四人乖乖的作了俘虜被鎖上了手銬送進了拘留所。被狼狗咬傷的張XX,其傷口在進了拘留所一個多月後才慢慢長好。四十年過去了,張XX的左右大腿都留有各長三寸的狗咬疤痕。
他們四人一齊被關進了拘留所,張XX的惡夢開始了。由於他是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所以性質比一般人嚴重。他先被送到廣州的收容所關了三個多月,然後再送回海南文昌縣的師部,在師部關了一個多月後才轉押回連隊。押返連隊的記憶對張XX來說是痛苦的。一押回連隊,退伍軍人出身的指導員就為他準備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當時剛好是林彪叛逃之後,中國出了個林彪。在他們管治下的連隊也出了個裡通外國,投敵叛國的壞分子。這還了得,非得好好鎮壓不可。晚飯後在飯堂裡張XX被五花大綁的吊起來。為了要他低頭,還在他脖子上掛了個三十斤重的大冬瓜,批鬥會一開始就變成批打會。那些積極分子、复員轉退軍人、以及別有用心想爭取表現的人都紛紛上前毆打他。張XX毫無逃避與反抗的能力,只一會便遍體鱗傷。批打會結束了才把他放下來。但指導員還嫌不解恨,半夜裡再叫人把他綁在籃球架下,再把他重打一頓。天快亮了淹淹一息的張XX被扔進了囚室,門外由荷槍實彈的民兵看守。被打後的張XX憤怒極了,隨後的幾天夜裡他都想爬出囚房去打他的人的茅屋放一把火,大家同歸於盡。那晚他的脖子雖然掛了一個大冬瓜因而抬不起頭,但他心裡清清楚楚誰打過他。挨完打後他被關進連隊私設的牢房裡,天天要寫檢查交代,這樣又關了一個多月。放出來後的張XX清晰的認識到今後農埸已沒有他生存的空間。為了避免將來[起錨]再失敗農場那令人恐懼的批打會,他馬上申請要求轉到農村去插隊。因為他已是個叛國投敵分子,農場為了純潔隊伍立刻批准了他的申請。不久他便轉到廣東河源縣的一條小村去插隊了。多年後的今天,張XX已貴為一間大公司的老闆,經常中港兩邊走,襟懷寬廣的他已回過農場探親訪友四,五次了。酒酣耳熱之際有人問他,還記不記得誰人打過他?他總是說這麼多年了什麼都忘記了。其實他私底下對我說,這些事怎會忘記,他心裡清楚得很。農場自批准了他離場之後,還發生過多起知青叛逃的事件。畢竟虐打知青是十分不人道,而打人者實際上也撈不到什麼好處。故以後的批鬥會文明了些,基本上不打人了。但農場是國營單位,這樣的批鬥會直到知青大返城才停止。
轉到河源縣插隊的張XX實際上並沒有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把戶口轉好了就長期倒流廣州,積極從事再次[起錨]的準備。轉眼到了1972年的重陽節,老一輩的廣州人應該都記得這個特殊重要的日子。事緣歷來廣州人都有在重陽節上白雲山登山行大運的習慣。希望行過大運後,事事順利。1972年廣東各地的逃亡潮已發展到高峰。從各地倒流廣州的知青,其中包括已[起錨]失敗過或準備[起錨]的,另外還有一些在廣州工作而又準備[起錨]的青年,都不約而同的相約在這一天到白雲山走一走。轉個大運,得個好意頭希望下次[起錨]能一舉成功。當局不知如何也得到這個消息,重陽節這天一早派出大批軍警封鎖白雲山。軍警和民兵在白雲山各處路口把守,以各種借口阻止人們上山行大運。然而從半夜起就有人上山,天亮後從各處鑽出來上山的人越來越多。在這些企圖轉大運的人中不乏有[起錨]經驗的人,他們爬過很多大山,有足夠的經驗繞過軍警。區區一個小小的白雲山如何能難倒他們。上山的人越來越多,軍警阻攔也攔不了。中午過後白雲山上人頭湧湧,很多有份參與[起錨]的失敗者都可在山上遇到同道中人,相逢時大家都會報以會心的微笑。人們或以暗語交談,或亙相祝福行過大運後[香港]見。直到傍晚山上的人潮才慢慢散去。當局明知那天上山的人大有問題,但也無可奈何。第二天當局實行秋後算帳,要各工廠,學校和各基層單位把重陽節沒有上班的人名單上報,有份上山的人要檢查交代。但此方法無用。來行大運者大部份是倒流回城的知青。他們在廣州沒有戶口,沒有工作,天不怕,地不怕,當局又能奈他們如何呢?重陽節登山行過大運後,不少人就上路[起錨]了。張XX那天亦是眾多登山行大運者之一,重陽節後不久,他也開始行動了。
重陽節過後,張XX親自送他女朋友的弟弟和一個朋友上路[起錨],他帶他們先到惠州並領他們上了山。本來張XX也想和他倆一起走的,奈何他們帶的乾糧不夠三人用,為免因饑餓而生意外,張XX沒有隨行。這條路他已走過一次,算是識途老馬,他給他倆指明了方向。三人臨分手時依依不捨,亙相珍重。出發的兩人去意已決,時值秋天,風涼水冷,臨別分手的情景頗似當年荊軻出發剌秦王一樣悲壯。真乃風蕭蕭兮粵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次山頭一別,竟是生離死別,重此再也沒有二人的音訊。估計他倆多數葬身大鵬灣。年多後其姐為了尋找弟弟,也決意[起錨]要重走弟弟走過的路,希望能在途中找到一點弟弟的音訊。但可惜事與願違。山海茫茫,親人遠逝,以後只能遙祭,此誠人間慘事也。
送走女朋友的弟弟之後在兩年的時間裡,張XX平均每年[起錨]一次。每次都從惠州出發走東線,希望能在沿途找到失蹤多時的小舅子的音訊。兩次都功敗垂成。第二次是走了十二天後,在海邊被捕。第三次他們幾乎成功了,1974年初他們三人分乘兩部單車從惠州城出發。不料出城不久就被兩個持槍民兵截獲。那兩個民兵涶涎他們的單車,想私自據為己有,沒收了他們的單車和十元人民幣,便放他們走了。他們三人獲釋後如驚弓之鳥急急上山,這次他們只走了十天就到了海邊。他們到海邊時已深夜,為了逃避追捕而急急下海。結果天明時他們雖然已游過中位線,但還在大海中。當時香港政府已實行即捕即解令,一艘香港水警輪開過來把他們撈起,隨即送回大陸。
後兩次被捕的張XX,由於不再是兵團戰士,故每次都是囚禁一個月左右就放回生產隊。當地農民對知青逃亡的事已麻木見怪不怪了。張XX每次一回到生產隊就立即寫証明回廣州,籌備下一回的[起錨]。事實証明張XX選擇離開農埸轉為插隊的做法是聰明的,如果他還在農場,那將有兩埸[歡迎會]等待他。
第三次失敗的張XX一回到廣州就馬上籌備第四次[起錨]。1974年中,這一次他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因為牽掛年多沒有音訊的弟弟,不知其生死,也要跟著出發,希望沿著弟弟的舊路走能有所發現,寄希望于萬一。當年物質缺乏的年代,家裡有一人要[起錨],要全家總動員才能籌集到所需的東西,故此除了個別的例子,大多數的家人都知道並有參與的。這是件危險玩命的行動,[起錨]者一出發了家裡人一直揪心,等待親人的音訊是非常痛苦的。張XX的女朋友因為久等不到其弟的消息,雖然明知凶多吉少,而她本身也是知青,故不怕前路險阻也要[起錨]。當年的逃亡者也知道全家都為他們担心,故一成功馬上寫信回家報好消息。一旦被擒為了減輕家人的痛苦都會盡快把消息送出去。筆者知道有那麼一回事,在1974年夏天一個早上,在寶安縣南頭鎮的大街上,一長串的逃亡者被反鎖著雙手押向一輛軍車。其中一個年約20長相漂亮的女知青向一個圍觀的農婦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在登車前從其反鎖的雙手中跌出了一個小紙團。車開走後該農婦撿起來一看,是一個香煙包。背面用鉛筆寫了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和一句話[媽,我活著,娟]。該農婦馬上明白那被捕女知青想她幫忙把消息送出去,以減輕母親担心女兒的痛苦。其後該農婦沒令她失望,她把那煙包原封不動按那地址寄出去,總算幫了他們一把。張XX也知道其女朋友一家無了期的等待是多麼的痛苦,所以第四次[起錨]帶上女朋友沿著她弟弟走過的路重走一次。
第四次[起錨]由於有女的同行,故而準備要充足一些。他們除了帶炒麺外,還帶了不少炒米,二男一女出發時還帶了幾個罐頭。罐頭吃完了其罐可用來煮飯,因為他們走的是山較高處,山高林密少人煙,在密林中生個小火也不會給人發現。沿途如果經過農田還會拔些青菜和番薯煮來吃。這條路張XX已走過三次了,所以帶著女朋友也能走得很快。第九天他們離海已經很近了,從空氣中也可嗅到海的鹹味。就在這時發生了意外。黑夜中他們只顧著趕路,一不小心兩人一同摔下了一個山坑。張XX倒沒有什麼只是擦破了點皮,但他的女朋友則摔斷了右大腿骨痛得不能行動,幸虧張XX有處理突發災難的經驗。他先幫女朋友初步包紮好,然後和同伴一起把她抬到公路邊等待被捕。張XX守著女朋友,安慰著她,盡量減輕她的痛苦。直到天快亮了才離開她躲到遠處。不久天亮了,他倆親眼看到民兵用木板把他女朋友抬走,才放心向山上竄去。他原本不放心想留下來陪她的,但兩人商議過後,女的認為一齊被捕還是要分開,男的會前功盡棄不值得。一對戀人在如此情況下分手是多麼的痛苦,既無奈又要狠心。其女朋友後來被立即送到拘留所,而拘留所見她斷了一條腿,也怕麻煩立即叫她家裡來人接走她。那女的回到廣州後養好傷,一年後再[起錨]並成功抵港與他重逢。
與受傷女友分手後,第十天白天他倆到了大鵬灣海邊最後一個山頭梧桐山。在山上已經看到了大海,白天他們只能躲在草叢中靜待晚上下山。下山有2個方向,向右往沙頭角,那兒海面窄些,但防守嚴密。向左往小梅沙,那裡防守比較薄弱,容易下水,但海面相當遼闊。1974年夏日梧桐山的白天相當寧靜。但一到夜晚,躲藏在草叢中的各路英雄紛紛出發,那晚張XX下山的時候,走不多遠就會遇到另外一彪人馬。夜裡山頭越來越熱鬧,整個梧桐山據張XX回憶說,那晚簡直就像開一個地下逃亡大PARTY。各路英雄相會時很多都是略一打語,大家幾乎都操著相同的廣府口音,又或相逢僅只會心一笑。大家都明知是同路人,不少人竟然會在那裡遇上老朋友,老同學。相逢時都會說看誰先到香港或互祝香港見。山裡頭這裡一彪,那裡一伙,張XX說那晚遇到趕著下山的各路英雄好漢起碼有三,五十伙人。不知有幾多人最後能平安抵港。水性好胆量大的向左往小梅沙,水性稍差一些的向右往沙頭角,各取所需各奔前程。那晚有份參與這個梧桐山逃亡大PARTY的人,有成功有失敗。但失敗了還可以再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夏夜的梧桐山幾乎夜夜都有這樣的大PARTY。當年大陸當局也知道這一情況,但基於種種原因只能加強海邊的巡邏。當地的民兵則睜一眼,閉一眼由他們去了。由此也可見民心的向背。
張XX由於已來過海邊幾次,已是識途老馬。所以上半夜很快就來到小梅沙的海邊。那晚他們運氣好,順風又順水,經過一夜和海水的搏鬥,天明時終於成功的橫渡了大鵬灣。爬上了香港新界吉澳島的沙灘。他倆剛上岸不久就遇到巡邏的警察,兩人知道再也不能給警察抓住,便按預先的約定分頭逃跑,看誰運氣好。1974年剛實行即捕即解,在香港警隊中還有很多人同情[起錨]者。除非當場很輕易的給他們逮住,他們不會很積極的去追偷渡客的。這次他倆運氣特好,警察追了一會就不追了。最後他倆終於在各方親友的掩護下抵達市區,勝利抵壘。
回憶起這段三十多年前的逃亡史,張XX說最難忘是海南農場的那個[批打會]。最恐懼的是在沙灘上給狼狗咬了兩口,至今令到他見到狗都害怕。最倒霉是給香港水警撈起送回來,最哀傷是送別的朋友一去不還。最驕傲是參加過1972年廣州白雲山[起錨]者的轉運大遊行,參加過剌激的夏日梧桐山之夜大PARTY。然而張XX說最痛苦的莫過於在山頭上向受傷的女朋友說[再見]。今日的張XX早已與當年的女朋友結婚,現在是家庭事業兩得意了。至於與那些有份參與廣州白雲山重陽節行大運和深圳梧桐山夜晚大PARTY的朋友,很多都在香港重逢了。
2011年1月29日於香港

黃東漢特輯: Text
Greyscale Landscape

【征服怒海的表哥】

上世紀六十年代,廣東地區的人民喜歡在暗地裡用[督卒]一詞來比喻偷渡。會下中國象棋的人都知道,象棋裡的小卒在未過河之前身份卑微,一旦有機會過了河就橫衝直撞,威力不可同日而語。過了河的小卒一步一步向前,絕不能後退。他們往往在半路中途為了全局而壯烈犧牲,即使有幸衝到底線也不能像國際象棋的小兵一樣變成王后而飛揚跋扈起來。當時的廣東人民用[督卒]一詞來比喻偷渡真乃貼切不過。橫亙在中英邊界的深圳河就好像中國象棋裡的楚河漢界一樣,未過河的偷渡者就好像未過河的小卒一樣,在社會上地位卑微。但一旦讓他們過了河,他們就會像過河卒一樣為了自己的人生奮勇衝殺,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六十年代的偷渡者主要是失意於社會的男士,他們都有一種心態。就是過了河之後,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來了。所有的親人,同學,朋友都相見無期。雖然明知故國山河一去不還,但所有參與偷渡的人,在[督卒]的最後一步,都會毫不猶豫的跨過界河。
[督卒]一詞雖形象貼切,但稍嫌粗俗。偷渡潮進入了七十年代,此時的參與者主要是經過文革的洗禮,然後下放到農村的中學生。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尤其是有一定數量的女生參與。於是人們漸漸用[起錨]這個比較文雅的詞來代替相對粗俗一些的[督卒]。加上[督卒]一詞已用了十多年,早已家傳戶嘵,失去了神秘性,這暗語早該替換了。[督卒]—過了河的卒子再也不能回來,誰也不想這樣。而[起錨]—開航了的船隻也會有返航的一天。逃亡者喜歡選擇[起錨],是因為還有希望會有歸來的一天。
從[督卒]到[起錨],也就是從六十年代進入到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要[督卒]的人,大都是成份不好,給社會排擠,長期在社會下層生活的各類人士。進入了七十年代,[起錨]者則以曾紅極一時的紅衛兵為主。這變化不可謂不深刻,令人深思。一般七十年代[起錨]的知青,大都在農村經歷了一段頗長的時期。從學生,紅衛兵,知青的身份轉變為[起錨]者,思想上的轉變一般都需要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然而也有一小部份人,他們曾經歷過[督卒]至[起錨]。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思想上早已有了[督卒]的準備。一旦作了知青就更加加快了他們把[起錨]付諸行動,我的表兄孫XX就是一個例子。
孫表兄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官,解放前已去世,只留下三間舊房子給他母親。他的一個哥哥1958年因打架被評為壞份子。由於這樣的家庭成份當時的社會不會給他的母親和哥哥安排好的工作,他們每月只能靠一點微薄的租金和去打散工來維持最底層的生活。由於生活困難,1960年秋正在廣州二中讀初二,還有年多就初中畢業。年方十五的孫表兄,通過勞動局在廣州發電廠找到一個學徒的職位,便馬上輟學。一來希望可以從此在廣州有一份好的工作,二來也可有一點微薄的工資幫補母親。然而好境不長,在發電廠幹了不過一年多,他們1960年進廠的一批人不知什麼原因,整批給裁掉了。從此16歲的表哥沒有了學校,也沒有了工作。在那以後的幾年裡,為了生活,他先後在飯店裡洗過碗,在建築工地裡幹過擔泥的雜工,在社會的底層打滾了幾年。在文革前夕他有幸進了廣州汽車廠當學徒,這本來是好事。但文革一開始,以孫表兄的家庭成份來說是標準的狗崽子,而廣州汽車廠是當時廣州少有的重工業,當然就是文革的重災區,他在廠裡又怎會有好日子過。在汽車廠裡幹了不久,他便感到在這裡再幹下去也沒有前途。為了自己將來,20歲出頭的孫表兄這時便開始了[督卒]的準備。由於廣州汽車廠政治上抓得很嚴,如果在這個單位裡[督卒],失敗後給押回廠後果將很嚴重。為了準備[督卒],孫表兄毅然辭去廣州汽車廠的工作,重新回到街道。做了一段短時期的街道青年後,1968年11月孫表兄便和大多數的紅衛兵一起,下放到農村去了。到農村去方便[督卒],這正是孫表兄所需要的。因為當時在農村裡[督卒]失敗了,在很多地方會不了了之,因為當了農民已是社會的最底層了。更何況表兄去的地方是博羅縣,那地方離樟木頭比較近,這正正是孫表兄所需要的。
孫表兄下放到農村還不到一個月,當地的情況還未弄清楚,只是剛把自己的戶口從城市戶口變為農村戶口,就回廣州與另外三人籌備[督卒]了。1968年12月初,下放農村僅一個月的孫表兄從廣州起程[督卒]了。他們創造了一個紀錄,文革後下放的知青最快起程偷渡的紀錄。廣東地區由於鄰近港澳,在改革開放以前,由於運動不斷,所以人民的逃亡從未停止過,尤其是六十年代。廣東地區逃亡港澳人士眾多,成功與不成功的都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孫表兄雖然是文革後下放知青[督卒]的先行者,但也可從前輩處學到不少逃亡的經驗。
第一次[督卒]的孫表兄四人像前人一樣帶備了炒麺粉,自製的指南針和吹氣塑膠枕頭等必須品,從廣州坐火車到寶安縣的天堂圍。一下車就先找地方躲起來,天黑了才摸到山上去。他們走的是西線,像所有偷渡者一樣,白天躲起來,晚上才趕路。經過幾日夜的逃亡,第四天半夜他們估計到了沿海叫福田的地方。不知道為什麼在他們面前的小山崗上突然會有一道破爛的鐵絲網,他們很輕易地就翻過了這道鐵絲網。第一次[督卒]的他們經驗尚淺,以為越過了這道簡單的鐵絲網就進入了香港境,已大功告成。一時得意起來,四人中有人抽煙,有人哼起歌來,大搖大擺的走在路中央。卻料想不到不一會就遇到兩個解放軍和一條軍犬。黑暗中等到他們醒覺想跑,但一切已太遲。那軍犬猛的一下向粗壯結實的孫表兄撲來,人狗才一交鋒,人類就徹底的敗了。孫表兄才一招就被軍犬撲倒,四肢被軍犬按著,動彈不得。那軍犬也算馴練有素,沒有咬他。軍人一聲口令,就立刻放開他,就這樣他們四人只好乖乖的作了俘虜。多年後孫表兄回憶那晚給狼狗按倒的感受時說,當時真的恐懼極了,狼狗的利爪按著他的肌肉,狗嘴呼出來的氣直接嘖到他的臉上。那鋒利的牙齒滴著口水,只要一咬定能從他身上咬下一大塊肉來。
孫表兄首度出師未捷已被擒獲,四人一齊被解放軍押回福田區臨時拘留所。四十多年前的福田區跟國內其他地區的農村一樣設施極為簡陋。關押他們的臨時拘留所設在一個大院子裡面。院牆約2米高,上面佈滿碎玻璃,門口只有一個警衛。而囚禁他們的牢房是用木板做牆,每塊木板的上部都有很大的空隙,四面通風。人很容易就能擠出牢房。初次被捕的孫表兄看到關押他們的牢房如此容易逃走,不禁心存一絲希望,只要夜裡能走出牢房,翻過圍牆就能重穫自由。當日該拘留所一共關押了七個人,日間他們經過秘密商討後,決定當夜集體逃獄。
深夜他們開始行動,七人先把身體擠出牢房,然後把牢房裡的棉被鋪在院牆頂上,六個人用疊羅漢的方式很快就翻過院牆,逃到外面。剩下一個就是疊羅漢做樁腳的那個,想盡辦法都不能幫他爬上牆頭。為了安全,已逃出的六人唯有無奈放棄他們的伙伴。剛逃出來的六人在福田區人地生疏,身上已失去了一切[督卒]的必需物資,傖惶中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做,往何處去。福田區是濱海平原區,沒有山可以躲藏,六個人只能在福田區的田野亂走。當年的福田區由於地處邊境,防守很嚴,陌生人很少,半夜裡四處亂竄的他們很快就引起當地民兵的注意。很快逃出來的六人中有五人再次被捕,只有一人走脫,包括孫表兄在內的五名出押犯被押回他逃出來的那個拘留所。
在共產黨管治下的牢房竟然發生了如此重大的逃獄事件,那還了得!他們的逃走震動了該所的負責人。拘留所的人馬上對捕回的五人嚴加審問,希望能揪出帶頭的人加以嚴懲。然而因為逃脫了一個,所有被捕回的人都異口同聲說那個逃脫了的就是帶頭的人。主審者對著這幫狡猾之徒沒有辦法,知他們有鬼,但不能對他們動刑,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草草了結。第二天就把他們轉介到深圳收容所。
第一次[督卒]失敗而逃獄又不成功的孫表兄碾轉給押送到博羅縣收容所,在那裡關了一個多月。在收容所的大倉裡,孫表兄認識了很多來自三山五岳的江湖好漢。他們給關在一起閒著沒事的時候,就亙相交換逃亡的經驗和資料。經過了這麼一關,一個多月後給放出來的孫表兄已經在腦海裡儲存了大量的逃亡經驗,已成了識途老馬。
放歸生產隊的孫表兄並沒有受到當地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相反當地農民把他當英雄一樣對待。當地的貧下中農解放了十幾年,但依然是貧下中農,沒過上一天富日子。一個勞動日才值兩毛錢,那裡的農民生活比他們好不了多少。他們中不少人都想走[督卒]這條路,然而卻沒有相關的經驗與膽量。突然他們之中出了一個幾乎成功的人,這人自然就成了他們的指路明燈,巴結討好的對象。回生產隊的第一天,時近過年,隊長就派人幫他領回屬於他一年口糧的穀子,由於他剛放回來,以前沒幹過什麼農活,所以隊長盡量派輕工給他。孫表兄在生產隊幹了個把月,把身心都養好了,調整好了作戰狀態,就起程回廣州,準備作第二度[督卒]了。
吸取了第一次失敗的教訓,孫表兄這次的計劃作了些改變。1969年春天,他和一個同伴帶齊一切[督卒]的裝備,改乘汽車到稍為北面一些樟木頭。他們的好運還未來臨,當局為了堵截逃亡潮,在東莞,博羅,惠州一帶加強了戒備和搜捕。此時的樟木頭各個車站都有大批民兵駐守,每輛進出樟木頭的汽車都有民兵上車進行嚴密的搜查,除了查驗証件之外還要仔細搜查行李,對於男知青的搜查就更嚴。孫表兄乘坐的汽車剛一進站,就有幾個持槍民兵上來搜查。很快民兵就從孫表兄的行李中搜出了吹氣塑膠枕頭,指南針等物件,在這些東西面前孫表兄百詞莫辯,啞口無言。就這樣他們二人馬上給民兵從車上揪下來,戴上手銬,送進了收容所。這一關又是一個多月,放出來已是1969年的五月了。
兩次[督卒]不成功,孫表兄並沒有放棄。他明白到像他這種人,在當時的中國已成了階級敵人,已成了人人可踐踏的地底泥。他必須沿著[督卒]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直到成功或死亡為止。再次放出來的孫表兄回到生產隊,過起了一般知青的頹廢生涯。平日開工懶散,下棋,玩樂多過出工,偷柴偷菜的事幹了不少,當地的農民對他無可奈何。同隊一個廣州知青,因為父親是被打倒了的高幹,這個高幹子弟平日言行就很出位,經常揚言要為捍衛毛澤東思想而上山打游擊,早已引起了神經過份緊張的當地幹部的特殊關注。平日兩人因同隊的關係已成朋友,經常形影不離。孫表兄第三次被捕竟然與逃亡無關,1970年初,孫表兄與那位高幹子弟欲乘車回廣州,在車站滿肚火氣的高幹子弟因爭上車而把一個民兵打傷了,當局乘機把他倆抓起來進行政治審查。一個經常口出狂言要上山打游擊,一個就曾經在山上逃亡過,如果兩人真的結合起來那就真的不得了。一個是走資派的兒子,一個是黑七類狗崽子,把他們關起來審查絕對錯不了。就這樣一關就把他倆囚了九個月。孫表兄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做了政治犯吃了九個月的囚糧,放出來已是1971年初,那時逃亡已經不叫[督卒]而改叫[起錨]了。
因為涉嫌會上山打游擊等莫須有的罪名而被囚禁了九個月的孫表兄,放出來後對當時的大陸政權更加絕望,這九個月的刑期更加加強了他要冒死南逃的決心。放出來後他只在生產隊待了一段短時間,就以探親為籍口回廣州,準備進行第三次[起錨]。
1971年中他和一個廣州知青在廣州出發。先坐汽車到惠州,由於惠州離香港比樟木頭遠很多,因此盤查外地陌生人也鬆一些。他們一下車就馬上出城,晚上就上了山,開始了一連幾天日宿夜行的逃亡旅程。他們這次走的是東線,山大路也難行。但這一次長時間坐牢從牢友處交換得來的經驗與訊息發揮了作用。經過5天的逃竄,他倆來到大鵬灣的海邊。
由於人生路不熟,他們第一次到達的海邊海面相當遼闊,只能隱約的看到對面的燈火。事急馬行田,天一黑為了逃避追捕他們選擇馬上下海,然而剛好遇著頂頭風,他倆下海游了一個多小時,徒費了力氣也游不了多遠。這時他倆都意識到再這樣蠻游下去的話,肯定會淹死在大海中。由於風浪太大他們退回了岸上,經短暫商議後決定向西走一個晚上,到海面窄些的地方再下海。
由於他倆曾經下過海,身上衣衫盡濕,所有的糧食都沒有了,這一晚兩人又冷又餓,沿著海邊走了一晚,見到有人就躲起來,好不容易天亮前到達了今天叫小梅沙的地方。他們天亮前先退回山上去,找個地方躲起來。這躲起來的最後一天特別難過,饑餓疲勞加上蚊叮蟲咬,還有要面對遼闊大海死亡的恐懼。然而這時他們已無退路了,回頭要坐牢也是死路一條,向前冒死一搏或許還有半條活路。挨過了漫長難過白天後,晚上他倆再次來到海邊,這一晚他們的運氣來了。他們遇到了順風順水,然而小梅沙一帶海面這樣遼闊,在白天一個游泳高手在體力充沛的情況下也要游幾個小時。他們這時已是強弩之末,要拖著極度虛弱的身軀下海,簡直就是進行一場九死一生的死亡遊戲。
黑夜在大海中他倆盡量靠近一起來游。雖然他們有吹氣膠枕護身,在風浪中也喝了不少海水。他倆有頑強的鬥志,但極度虛弱的身體挨不了多久。剛開始游的時候還叫游泳,午夜一過僅餘的體力也消耗殆盡,筋疲力盡的他倆只能抱著膠枕頭盡量使自己浮在水面。在黑夜中他倆數度沉了下去,然而強烈的求生慾望又令到他倆掙扎著浮上來。在死神如此接近時,他們後悔了。後悔不該[起錨],後悔不該下海,生命原來如此可貴,死亡原來如此恐懼。在黑暗的大海中他們再度浮起時,多麼的希望能有一艘船經過,那怕是一艘大陸巡邏艇,就算再次被俘也比死亡好。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茫茫黑夜中根本不會有船出現。在面臨死亡的恐懼中,他們開始祈禱,求佛祖,求觀音,求龍王,求上帝,求穆罕默德,滿天神佛都求過,誰能救他倆將來就信誰。在黑暗的大海中什麼神蹟也沒有出現,他倆只能死死的抱著膠枕頭,隨水漂流。和海水搏鬥了一個晚上大約九個小時,慶幸的是這晚他們沒有遇到鯊魚。在生命即將離開他們的軀體時,黎明時強大的海流把他們帶到南中國海香港附近一個無人的小荒島,他們幸運地爬上了沙灘,離開了死神。
天明時淹淹一息的孫表兄和他的同伴被一艘在附近作業的香港漁船發現了,船主把船開過來,救起了他倆,並把他倆送到岸上去。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抵港後的孫表兄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他像過河卒一樣橫衝直撞,為自己的人生努力奮鬥。他打過工,也當過老板,在港穗兩地都買了房子,結了婚,有一雙兒女和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來港幾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過不少的困難,但有什麼困難能難得倒能滔海而來的人呢?現在孫表兄已到退休之齡,生活過得相當舒適寫意。在大海中生死一線的那個晚上雖然已過去將近四十年了,但孫表兄對我說,到現在還經常發惡夢,夢中的他還身在大海中掙扎求救。
2011年1月20日於香港

黃東漢特輯: Text
Orchid After Rain

【走過後海灣的阿芳】    

深圳後海灣大退潮的時候,通常夏季是初一、十五,冬季是初三,十八。當潮水退盡的時候,很多地方只剩下中間一條窄窄的水道,這時就算是不會游泳的人士,也可從深圳這邊走到香港那邊去。在那瘋狂的年代裡,就有不少逃亡者是從大陸這邊趁著黑夜走過來的,阿芳就是眾多走過來的人士之一。究竟走過來與游過來,那個會好些?筆者是游泳高手,也曾在那裡養過蠔,在泥灘上走過,深知個中苦況。那時的後海灣遍佈蠔田,泥濘中有很多鋒利的蠔殼和石頭,人在泥濘中一般都會陷到小腿深,有些地方甚至會深陷到大腿,而且很容易被割傷,我則寧願選擇游泳。正常的[起錨]者如果選擇了後海灣這一條越境路線,那他或她應該是游泳高手,不應懼怕水的,但在那個時期,逃亡者經歷了千辛萬苦乘著夜色抵達海邊時,不管當時潮漲潮退,都會選擇立刻越境。如果剛好遇著大退潮,越境人士陷於泥濘中,個中苦況只有親歷其境者才知道。
阿芳1948年生於廣州一個[偽職員]的家庭,她有二兄一姐,父親解放前只不過是郵政局的職員,四清時成份被評為[偽職員]。家庭成份前的這個[偽]字,會令人聯想起偽君子,偽軍等,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裡,這個成份只比地主,資本家好一點,在很多當權者的心目中已算是次黑的了,阿芳吃這個家庭成份的虧真不少。1965年她在廣州四十中初中畢業了,在那極度講究家庭成份的時期,頂著那樣的成份,除非成績特別好,否則升不了學,阿芳的成績只一般,所以升不了高中
1965年正是大搞上山下鄉運動的年份,那時如果升不了學,學校和街道都會天天上門來動員。那個時期農村是個什麼模樣,阿芳跟大多數廣州人都很清楚。她想盡各種方法躲過動員,最後還加入了街道服務站,賺取一點微薄的工資幫補家庭。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又不久大規模的紅衛兵運動告一段落,昔日的紅衛兵變成上山下鄉的知青,在偉大領袖號召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洪流中,1969年11月阿芳在廣州再也抗不住了,被清出了街道服務站,下放到山區龍門縣的一條小山村插隊。
阿芳去的地方離廣州不算太遠,但是山區,窮鄉僻壤收入微薄,生活艱苦,一個勞動日才值二,三角錢,很多社員都要超支。下放到那裡的知青生活比當地人更困難,所以很多知青寧願跑回廣州去,在家裡吃閒飯。阿芳這時也經常回廣州,但她回去不是白吃飯,她利用曾在街道服務站幹過的關係,在服務站接一些零活回家裡幹,掙一些小錢幫補農村的生活。這樣的日子轉眼過了幾年,到了1972年,這時正值廣東各地知青大[起錨],阿芳在升學無門,回城無望的時候,也想到這一條路。阿芳本來膽子就小,又完全沒有逃亡的經驗,加上所去的龍門縣離香港較遠,而這時她的年齡已到了24—5歲要嫁人的年紀,阿芳最後想到一個辦法,就是嫁一個愿意帶她一起逃港,而所居地又比較近香港的廣州知青,不久她遇到了沈君。
1972年底通過母親的介紹,阿芳在廣州認識了33歲的知青沈君,沈君所下放的地方東莞長安離香港較近,加上他逃港已失敗了三次,是個非走不可的人,雖然年紀比她大八歲,但外表還算忠厚老實。由於大家有相同的理念,所以相識不久,就談婚論嫁了。1973年1月,25歲的阿芳在廣州嫁給了33歲沈君,結婚的那天阿芳在兩個女同學陪伴下走到男家,相方親友在沈君家裡擺了三圍酒,婚禮就這麼簡簡單單算了。
婚後阿芳很快跟丈夫一起到了東莞長安,那時她的丈夫還是個獸醫,她則要和婦女們一起下田勞動。由於丈夫的工作比較清閒,所以家務大都由丈夫來做,阿芳就像寵物一樣被丈夫百般呵護起來,過了一段新婚甜蜜的日子。因他們心中另有鴻圖大志,并沒有沉醉於新婚快樂之中,暗地裡他倆默默地為逃港作準備,三個月後,阿芳跟隨丈夫第一次[起錨]了。1973年4月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阿芳緊緊跟隨丈夫沈君和另外兩個社員一起,離開了新婚不久的家,開始了她人生中第一次對極權的反抗,為自己的前途賭一把,希望與丈夫一起能在自由的彼岸共建一個新家。
第一個晚上起程不久,因東莞縣是水鄉,境內河道縱橫交錯,在要過一條河的時候,有經驗的沈君知道前邊不遠的河邊有一個民兵哨卡,便在黑暗中吩咐大家要先繞過哨卡,然後分頭下河,以免一齊游泳時被民兵發覺。沈君這樣做犯了一個特大的錯誤,他完全沒有考慮到老婆是一個全沒逃亡經驗而又特別膽小的人,在漆黑的夜晚,他應全程緊拖著阿芳才是,不應讓她單獨行動。當阿芳一個人游過了那條河後,發現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無論怎樣都找不到丈夫和同伴。這時的阿芳開始驚慌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只能到處摸索,不能呼叫,更不能開手電筒,就這樣心急又驚慌的阿芳像一頭盲猫一樣在黑暗中亂走了5個小時,天明時來到一個只有二,三十米高的小山上。這個小山光禿禿的沒有躲藏的地方,只在山頂中間有一棵小樹,該小山又離一條村莊不遠,天亮後阿芳在山頂上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村裡人出出入入和勞作。此時的阿芳驚慌萬分,她想回家,但因為已走了一個晚上,人生地疏,連回家的路怎樣走也不知道。萬般無奈的阿芳此時只好走到山頂的小樹下坐著,隨便找幾根樹枝蓋在身上,迷路了的阿芳此時只是等待著被捕。阿芳在家中是幼女,在家時受到父母兄姐的百般呵護,出嫁後又受到丈夫無微不至的關懷,幾曾遇過如此的困境。但說也奇怪,山上沒有遮掩,距離村莊又不遠,山下人又多,卻偏偏沒有人來抓她,冥冥中好像有神靈護佑一樣。
在山上坐了很久,不見有人來抓她,漸漸地阿芳沒那麼驚慌了,她檢查了自己的裝備,出發時她把4個人的乾糧全背上了,此時她有足夠的乾糧,另外自制的指南針也在她身上,思考了一個白天後,覺得此時回頭也不知後果如何,不如向前賭一賭,勇敢的阿芳決定一個人也要繼續[起錨],一個人也要為自己走出個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剛剛傍晚,勇敢的阿芳就開始利用夕陽餘暉趕路。膽小的阿芳一個人不敢爬高山,她盡量順著山腳走,能看到路就走,看不到就停下來,為了不被人抓穫,她走得很小心,她想自己有那麼多乾糧,寧願走慢點也要安全。每當一發覺有危險她就立即躲起來,孤單的阿芳這時多麼的希望能在路上遇到[起錨]者,好結伴同行,但又因她如此小心,一見到人就先躲起來,故此整個[起錨]過程她都遇不到逃亡者,一直都是孤軍奮戰。由於她小心謹慎,加上如她所說有神靈護佑,故此令到第一次[起錨]的阿芳最終有驚無險平安抵達香港,羨剎了不少多次逃亡的失敗者,包括她的丈夫沈君。
第二晚半夜時分,突然下起傾盆大雨,黑暗中阿芳見路旁有一塊蔗田,便一頭鑽進去躲雨,雨停後繼續上路,走著走著她突然發覺指南針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她自知自己是個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又毫無逃亡經驗,孤身一人只知一味要向南,如果沒有了指南針只會亂走一通永遠到不了香港。阿芳此時決定,如果找不回指南針,則無謂亂闖,天明後決定去自首。驚恐中的阿芳在黑暗中順著來路往回走,她覺得真有神明保著她,走不多遠她就發現她的指南針就在她剛才躲雨的蔗田邊。重新找回指南針後,阿芳抺了一把冷汗,她不敢再大意了,直接把指南針掛在脖子上。
第三天白天,由於已走了幾天,阿芳的膽子越來越大,中午時候她想找個舒服點的地方躲藏時,突然在山路上遇到一個跛腳的放牛老漢,這時躲已躲不過,阿芳心想,對方不過是個老跛子吧了,能奈我何,便大著膽子走過去,果然對方沒有叫也沒有任何動作。阿芳也是很機警的,下午她躲在草叢時,突然被一個七,八歲的小孩發現,她馬上動身趕路,並不拘泥於要等到晚上。由於轉移得及時,令她避過了危險。在那幾天的逃亡中,每天黎明前,阿芳總是先小心謹慎的選好白天躲藏的地方,半由人力半由天,小心謹慎也就是為何她一次就能成功的重要原因。逃亡是艱苦的,多年後阿芳回憶說,那幾天經常下雨,加上經常要躲到水裡去,身上的衣服幾乎沒乾過,如果在平時,她早就發病了,但人在逃亡中,整個人都處於極度緊張中,她這時不知不覺充分發揮了人類對抗逆境的能力。由於晚上走路白天人非常疲倦,遇上白天下雨時人站在雨中也能睡著。為了節約糧食,雖然她帶了充足的乾糧,那些浸了水發了霉的都舍不得扔掉,總是先把變壞了的先吃。
第三天晚上阿芳下了山跟著指南針指示的方向向南行,途中有一段路根據指南針的指示她必須要順著公路而行,就在她在公路邊躲躲閃閃前行的時候,突然間迎面遇到一群人,她連忙閃身躲在一棵小樹後,那群人就在她身旁與她擦身而過,她連他們說話都聽得清清楚楚,但偏偏沒有人看到她,如有神助。
第四天傍晚時阿芳感到心緒特別不寧,好像有人催促她快點起程,結果這天阿芳特別早從躲藏地動身出發,順著指南針的指示她橫越了一條公路,然後上了一個小山,在山路上走著走著,這時天還未黑,她突然發覺自己是走在一個懸崖邊上,差一點就掉下去。如果不是早點出發,那走到這裡時天已全黑,肯定看不到這個懸崖而在此摔死,真險!
第五天傍晚時她到了一個水庫邊,按照指南針的指示她必須要到對面去,如果繞過去的話那就要走很遠的路,經短暫考慮後她決定游過去。當她爬上岸時,發現草叢中有一個大鳥蛋,當時高興極了,她從來沒有撿到這麼大的便宜,她認為在逃亡中這是上天送給她最好的禮物,這對她是一個極好的兆頭。吃完蛋後突然發現對岸有一群人,連忙躲起來,幸虧天漸黑,那群人沒看到她也沒過來。
第六天黃昏,阿芳終於跌跌撞撞的來到後海灣的海邊,這時她看到了海岸是一大片非常白的岩石,後來才知道那兒就叫白石洲。在這兒初看到大海,阿芳被後海灣的遼闊嚇呆了,如果與丈夫同來,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她還可以下水,如今一個人勉強在此下海必死無疑。此時面對大海她膽怯了,她想既然還有那麼多乾糧,何不向東走,到海面窄些的地方才下海。阿芳乘著夜色重新退回山上,再向東行。半夜裡不知如何她闖入了一條小村,此時她心想既已至此不若就此穿村而過,突然在黑暗中她發覺自己被一群狗圍著,如果在平時膽小的她也怕狗,但此時孤身一人容不得她有半點害怕。她鎮定地慢慢向後退,直至退出了狗群的包圍圈,才放開大步急急離去。說來也怪,平日半夜裡狗見到生人一定會狂吠,但那晚圍著她的七,八條狗竟然一聲也沒叫,令她又避過一次被捕的危機,再一次另到她相信,冥冥之中有神明在保著她。
第七天晚上一直在山上向東行的阿芳,上半夜快將進入一條小村時,在村邊突然見到一個人騎著自行車過來,情急之下連忙跳進路邊的池塘裡,用手拉來一些水浮蓮來遮蓋著頭,等那自行車走了才爬上來,混身濕透。在黑暗中進了村,突然又遇到了人,此時已避無可避,忽見牆邊有一個泥耙,連忙閃過去蹲在泥耙後,或者合該她鴻運當頭,連這樣都可以過關,最後讓她通過該村。天明前阿芳估計已走了不少路,便決定再走向海邊。第八天凌晨,阿芳再次到達後海灣邊的一個小山上,再次看到了後海灣,她覺得不能再走了,決定晚上就在這裡下海。此時站在海邊的小山上,阿芳覺得不安全,便迅速退回山上去。當天大亮時,阿芳回頭一看驚呆了,原來剛才她所處的小山頭此時正站滿了民兵,幸虧阿芳有神靈保佑福至心靈退了回來。
逃亡的第八天天剛黑,阿芳迅速從山上走下來,乘著夜色爬過國防公路與海堤,踏進了後海灣的泥漿中。她下海的地方,大約相當於今天深圳的皇崗與福田一帶。這時後海灣開始了大退潮,近岸的海底最先露了出來。阿芳在下海灘之前,已在山上看到很多養蠔人在後海灣作業,她見到他們踏著滑板[當地人叫連板,是一種底部約一尺寬,五尺長,上有約一米高扶手的泥灘專用交通工具。]來去如飛。阿芳選擇了一處遠離蠔民的地方走下泥灘,後海灣的泥漿一般會陷到小腿,有些地方會深陷到大腿,阿芳下到泥灘馬上就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剛走了幾步,她就意識到這是逃亡的最後一程了,成敗在此一舉。為了減輕負擔,她把身上的行李,除了留下球膽外,包括衣服,乾糧,指南針等都拋棄,她知道只要今晚過了後海灣,她就自由了,那些東西已經沒用了。
在泥灘上走了一會,阿芳突然覺得右腿一陣劇痛,拔出腿來一看,原來小腿被鋒利的蠔殼割傷了,鮮血正從破損了的褲管裡流出來,此時受傷什麼辦法也沒有,唯有忍著劇痛繼續前行,不久輪到左腿受傷。雙腿都受傷了的阿芳唯有放慢速度,小心翼翼放輕腳步前行。然而因為當年養蠔技術落後,蠔民們把一梭梭的蠔塊直接擺在後海灣的泥灘上,不像今日用鐵籠裝著掛在深水區,這樣就造成了後海灣到處都有鋒利的蠔殼和石塊。不管阿芳如何小心,雙腿總是不時被藏在淤泥中的蠔殼割傷,阿芳所穿的鞋子早已陷沒於泥中,光著的雙腿更易受傷,傷口的劇痛令到平日被人嬌寵慣的阿芳痛苦萬分。走了一會雙腿已受創累累,這時她想不如爬可能對雙腿好些,然而在泥灘上爬一來速度慢了,二來輪到雙手和身軀開始受傷。就這樣阿芳在後海灣的泥灘上走走爬爬,很快就遍體鱗傷。
阿芳艱難的在後海灣爬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這時潮水已退盡,後海灣這時只剩下中間一條窄窄的水道,她這時還在深及膝蓋的泥漿裡行走,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走著走著,阿芳突然見到一道強烈的手電光向她射來,她知道是自己行動的聲音引起了附近作業的蠔民注意,她連忙伏下,身體盡量貼近泥面,當手電光在她頭上掃過時,身陷泥濘遍體鱗傷的她多麼的希望能像駝鳥一樣,一頭扎進泥裡去,如果此時被抓,就太過不幸了。當手電光過去後,阿芳又恢復向前行,再過了一會兒好不容易有水了,但只有幾寸深,這時又一道手電光射過來,并有人說著話向她這邊踏著滑板滑過來。阿芳連忙把身體伏下來,頭扎進只有幾寸深的水裡,此時她在心裡默默祈求,求神明再保她一次,不要被人發現。那晚阿芳真的覺得她的保護神就在她身旁,來人就在離阿芳還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拐彎走了。接觸到了水,阿芳知道已到了中間水道,雖然水還很淺,但已離成功不遠了。在手電光熄滅後,阿芳忍著疼痛一步步向水深處走去,漸漸地水越來越深,到了大約有一尺多深時,阿芳已不驚了,因為這時就算有光射過來,也可整個人躲進水中。
爬走了三個多小時,阿芳終於走進了中間深水區,有水就有浮力,泥濘也沒陷那麼深了,可即使走到最深處,雙腳還是到地,完全可以不用游泳也能走過去。在最深處只走了一會,阿芳覺得水越來越淺,這時她已明白到她已走過了中間水道,也就是說已離開了中國大陸,進入港管區了,她已不再害怕追兵,不再害怕被捕,擺在她面前的不過是如何平安的走到香港那邊的岸上去。
走過了中間水道的深水區,雖然這時已開始漲潮了,但水漲得很慢,沒有了浮力她又開始在淺水區的泥濘中,深一腳或淺一腳小心翼翼向岸上走去。當年後海灣香港這邊也是佈滿蠔田的,人在蠔田裡走跟在大陸那邊一樣,有裝備的蠔民也會經常受傷,何況沒有任何裝備又赤著雙腳的阿芳。也不知又爬又走了多久,阿芳身上,手上,腿上的傷口越來越多,她咬緊牙關,忍著劇痛一步一步向岸上走去,因為她知道,現在每走一步就離勝利近一步。赤著腳的阿芳在泥灘中向岸上走時,她突然見到左前方的岸上有一盞大光燈,她恐怕那處還是大陸的地方,因而不敢向光亮處走去,而轉向偏右一點較遠較黑暗的岸邊走去。
凌晨三點半遍體鱗傷的阿芳終於踏上了香港這邊堅實的土地,從天黑就下海灘算起,她在泥濘中走了六,七個小時,這個時間一般會游泳的人都可游過來了,游過來一般身體不會損傷,阿芳雖然不用游,但換來的代價是全身上下二,三十處損傷。上岸後的阿芳蹣跚地向岸邊一間小屋走去,她敲了一會門,開門的是一位慈祥的老者。老人家看到阿芳全身上下鮮血淋淋,連忙把她請進屋,先為她洗淨傷口,然後拿來乾淨衣服給她換上,那老者對她說,妳平安了,妳是我所搭救的第39人。
就這樣如有神助的阿芳神奇地第一次[起錨]就走過了海灣,多年後她回憶起逃亡的這段經歷時,她說永遠忘不了給蠔殼割傷那刻骨銘心的痛。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她說寧可選擇游泳也不選擇在泥灘裡走,的確一個敢於選擇後海灣逃亡的人一般都會游泳,在水裡可像魚兒一樣暢游,都不希望陷在泥灘裡寸步難行。可當年逃亡的人又有幾人可自由選擇呢?在山裡轉來轉去,到了海邊已不知耗費了多少時日,有幸到了海邊就不管潮漲潮退也要過去,當年像阿芳那樣遇到大退潮而要[走]過去,弄得遍體鱗傷的不知有幾人。這幾十年來,阿芳像所有逃亡人士一樣,不時都會發惡夢,她會夢見四周一片漆黑,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更會夢見自己一個人孤單單的陷在後海灣的蠔田裡,動彈不得,做惡夢驚醒後,經常發覺冷汗濕透衣衫。
抵港後的阿芳先在製衣廠裡當車衣女工,這時她跟我們認識了,她對我們說只要他[沈君]活著,她就等她,除非她死了。阿芳這時努力工作,賺到了錢就經常給沈君寄一點,資助和鼓勵他繼續[起錨],終於在11個月後,在阿芳的支持和鼓勵下,沈君克服了千難萬險,九死一生來到香港與阿芳團聚,不久兩人先後移民去了美國,在那兒開始了新的生活。
阿芳逃亡的故事到此結束,今天有人說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源頭是安徽的小港村,也有人說是深圳,是當年廣東人民的大逃亡逼使中國要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我則認為當年逼使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源頭是多處的,就像人類的文明,中國的文化其源頭是多處的一樣。當年的中國剛剛從階級鬥爭,文化革命,領袖的崇拜的泥淖深潭中走出來,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已遍體鱗傷,全國各地都處於不改不行的局面中。在眾多逼使中國要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眾多源頭中,廣東的深圳無疑是最先,最大,最重要的一個。作為當年大逃亡中的一員,我認為數以百萬計的逃港者,我們不怕千辛萬苦,千難萬險,勇於犧牲的大逃亡在逼使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既然改革開放30多年後欣欣向榮的局面是我們有份逼出來的,那麼我們當年的行動,也算功在國家,功在黎民,而非是什麼[非法探親]吧!
2011年8月14於香港

黃東漢特輯: Text
Tower Viewer

【胡君傳奇】 

橫亙在東起沙頭角,西至羅湖,貫穿整個梧桐山的中港邊界約廿餘公里長的鐡絲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相信是全世界當時階級鬥爭最殘酷,最激烈的地方。那不算太長的鐡絲網,絕不是今天這模樣,那時每當夜幕來臨,它都會遭到眾多的投敵叛國者輪番的衝擊,被弄得千瘡百孔,當局每天修補都來不及,往往白天補好了一些,第二天清晨在剛補好的旁邊又有新的破洞,逃亡者根本不用帶任何工具,因為平均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個可容人鑽過去的破洞。為了堵截人民的叛逃,當局唯有在臨近鐡絲網前的地方多設帳篷[哨卡],平均約五百米有一個,另外在鐡絲網前放一條長鐡絲,上面拴了很多空鐡鑵,逃亡者抵達此處一不小心就會弄出響聲引至被捕。一般人的理解,鐡絲網是最後的彊界,因而一旦幸運的鑽過了這道鐡絲網,便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原來聰明的中方把鐡絲網建在中方一側稍後的地方,離真正的邊界—一條小路[國防公路]還有約60米左右的距離,鐡絲網後才是重兵之所在。在這個區域設有重兵防守,真是用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來形容也不為過,故而在那個年代,逃亡者很難在中央陸路突圍成功。筆者的孫表兄1968年12月第一次[起錨]就中了這一招,當他們鑽過鐡絲網後,就以為到了香港,只高興了片刻便遇上了狼狗與士兵。駐守在這裡的士兵,相信是全世界最繁忙,立功機會最多的士兵,駐守這裡的狼狗,相信也是全世界最勞累的狼狗,相信它應該也是全世界最兇殘的品種。每到夜間,那些因為泳技或天氣問題,不走兩翼[大鵬灣,後海灣]的叛逃者,就會在梧桐山的多個點上,向這道鐡絲網發起衝擊。那時鐡絲網前後手電光頻繁閃動,不時會傳出逃亡者向下撲向鐡絲網或最後的彊界[國防公路]以及士兵急速追捕的腳步聲,狼狗的狂吠聲和人被狗咬痛苦的呻吟聲,間或還有一兩下槍聲,不會有一個平靜夜晚。每天清晨,這裡的守軍都會捕獲甚豐,每天他們都會押解一長串的俘虜到拘留所去,可盡管防守如何嚴密,也會有漏網之魚,胡君就是少數的鑽網成功者之一,他鑽網成功了,但鑽網卻留給了他一個終生難忘慘痛的回憶,以下是胡君的傳奇事跡。
現年五十多歲,在中港兩地都事業有成的胡君,向我說起了他悲痛難忘的逃亡往事。
他1954年出生於廣州,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兩妹。新中國一成立,時在潮汕農村被評為工商業地主的爺爺和父親作錯了一項決定,本來他們當時可以把家安在香港,但那時香港環境也不大好,最後他們決定先在廣州停留下來,先看看再說。這一停留便鑄成大錯,令到他的家庭家破人亡,四分五裂,胡君最後也要歷經九死一生,才逃抵香港。
胡君的爺爺本姓邱,原是廣東番禺石壁村人士。年輕時在家鄉是搞水上運輸生意的,擁有一條三桅帆船,不料一次運貨到汕頭時,在海上遇到風暴,帆船沉沒了,其爺爺隻身倖免于難,風暴之後在潮汕一帶的農村流浪乞討,因為他有文化,會做生意,不久被當地一胡姓大戶收作養子,從此改姓胡。解放初他父親因為有爺爺善於搞運輸生意的遺傳因子,在廣州組織了幾個人,用三輛人力大板車,承包了廣州五金拉絲廠全部的運輸業務。據胡君回憶,他很小的時候,家中經濟比較富裕,曾經一年之內父親買了三輛自行車。
然而好景不長,1958年其父因私藏炸藥而被判為反革命,從而令全家陷入了悲慘的生活。今天看來其父也是一宗冤假錯案,原因是一來其父幹的是人力拉車的生意,需要大量的人手,二來其父生性豪爽好客,家中經常好像龍門客棧一樣,有很多潮汕一帶的鄉親來住,人多的時候,廳中地板都睡滿人。當年潮汕一帶的農村,因為人多地少,很多人都要出外打工,而當時最流行,最容易找到和最賺錢的工作就是打石。開採石礦需要用雷管和炸藥,而這些東西當時只能到廣州這些大城市來買。因為當時大家都不寬裕,能省則省,所以很多人都到胡君家裡暫住,另外也可客串當一下人力車夫,多賺幾個錢。出事的經過是這樣,1958年他母親的兩個鄉親在海豐縣和一幫人乘木船逃港,途中遇到海軍追捕,海上逃亡中他倆向巡邏艇扔了兩個土製炸藥包,雖然沒造成什麼損害,但因為有抵抗,那倆人被捕後判為反革命,在審訊中他倆供出了曾在廣州他家中住過。廣州公安局接報後立即搜查他家,而他家這時剛好住了一個持有証明來廣州購買雷管與炸藥的鄉親。在他家中搜出了少量的雷管與炸藥,在當年反右和階級鬥爭的狂熱下,辦案人員也像國民黨對共產黨一樣,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那個購買的人和他父親最後都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六年。那些東西並非是美國造或台灣造,而是新中國的產品而且是經過正常途徑購買,更且不是他的,反革命罪非同小可,為了自己和家人,他父親自然不服上訴,然而因那次搜查公安局抄走了他家大量的財物,他的不服只會引來不斷的加刑,最後他父親的刑期竟加了一倍,刑滿後還要留場勞改。從1958年起4歲的胡君一直都沒見過父親,直到1970年父親刑滿出獄留場勞改後,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探家的機會,當時胡君已下放博羅縣農場,得知消息後馬上趕回廣州與父親見面。胡君說那一次是他長大後第一次見父親,在廣州家中相會時仿如隔世,雙方陌生得很。那一次見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分手後不久他父親就病死在勞改埸,因為他身份是反革命份子,勞改場草草把他埋了。胡君說到這裡無限悲傷的說,如今他發了,回去想厚葬父親也因找不到而不可能了。
父親被抓後,因為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抄走了,遭此洗劫,他家馬上陷入絕境。當時他最小的小妹剛出生,他母親感到一個女人實在沒有辦法養活6個兒女,便狠下心來把剛出生的小女送人,給她一條生路。舊社會窮人為了生存,賣兒賣女的故事我們知道得太多了,但想不到這種骨肉分離的人間慘劇在新社會也會發生,只不過受害者倒轉過來是反革命份子罷了。幾十年過去了,人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發跡了的胡君和年邁的母親都想找回小妹,但其他弟妹都反對,原因是一來人海茫茫不知往何處找?二來不想雙方已平靜的生活再起波瀾。但想找回小妹一事,始終是胡君心事一椿。
胡君的大哥,自從父親被抓後,因長兄作父,小小年紀也要放棄學業,在廣州也要什麼能賺錢的活都幹,拼命賺錢幫母親養家。雖然是反革命份子家庭,但也算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因為年紀小幹重活,不久累壞了身體,在文革中才廿一,二歲便因病離開了人世。胡君說他大哥得的不過是腎盂炎,一來他是反革命的兒子,而時在文革,二來家中實在太窮,拿不出錢來治病,三來醫療誤判,當年一個小病竟要了他大哥一條命。
1969年7月胡君在廣州二中初中畢業了,像他那樣的反革命家庭成份,城裡能留下他麼?橫豎要到農村去,15歲的胡君聰明的選擇了到博羅縣一個專門種植柑的農場去插埸。在果園種果樹,一般不明就裡的人以為那是一個輕鬆寫意的工作,其實絕不是那回事,反革命的狗崽子,能有好工分給他麼?場裡分配他幹的是木工,他這個木工,每天都是上到深山老林裡去砍樹,然後在山上把砍下來的樹用人力鋸成一段段,一片片,再走起碼兩個小時的山路把木料扛回來,做成各種農具和家具。一個15、6歲的少年天天在深山裡幹這個,這是多麼的苦和累。幸好幹這個工作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每天只有他們幾個人上山,沒人監管他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幹活。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沒人管,他們可隨意把砍下來的木頭跟附近的農民交換農產品。據他回憶說,當年物價便宜,而好木材需求大,一隻鵝或一隻雞就能換到一段好木料。
1973年胡君時已18—9歲,早已厭倦了那枯燥又繁重的工作。當時正值廣東各地知青大[起錨],他父親剛在勞改場死去,反革命的案件已不能翻,也就是說他永遠是反革命的狗崽子,永無出頭的機會。為了掙脫套在自己頭上的反革命家庭成份這個枷鎖,為自己爭得個美好的明天,胡君靜極思動,也想逃亡到香港去。胡君也像他父親一樣豪爽好客,每月24元的工資他幾乎全拿出來請客吃飯,因此他交了不少江湖朋友,其中高幹子弟也有不少,在吃喝之中他收集到不少後來對他[起錨]相當有用的情報。
7月份胡君通過在廣州親友的介紹認識了一個博羅縣的農村青年,雙方一見投緣,便馬上結成團伙起程。他倆一早先從廣州坐汽車到博羅縣城去,在博羅縣城會合了兩個博羅縣的農村青年,四個人再用証明坐汽車到博羅縣一個叫陳江的地方去。因為那三個人都是當地人,地形熟,一下車四個人很快就鑽進路邊的甘蔗地裡。鑽進甘蔗地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躲避追捕,等到晚上好上山,二是他們還要在這裡等他們的同伙送乾糧來。蹲在甘蔗地裡好一會兒,大約在下午四時左右,那三個博羅農村青年忍耐不住了,走出了甘蔗地,而胡君為人一來比較小心,二來在這時偏偏尿急,在甘蔗地裡撒了泡尿,等到他追出甘蔗地時,發覺他的三個同伙正給幾個持槍民兵押著走,他連忙縮回甘蔗田裡。後來那幾個人對他解釋說,原來他們幾個已被當地人監視了很久,那天他們在甘蔗田裡等送糧的人等不到,卻等到了要抓他們的民兵。不過因為是當地人的關係,又沒有什麼實証,那幾個人很快就放出來了。
重新躲回甘蔗田裡的胡君一邊吃著還未成熟的甘蔗,一邊思考自己的去向,第一次[起錨]就出師不利,同伙被捕,又沒有糧食,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放棄行動。然而往回走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先把球膽和指南針等有關逃亡的物資埋好,然後在清晨四點鐘左右走出甘蔗地。雖然是往回走,身上又沒有逃亡物資,他仍然走得很小心。他盡量避開人多的地方,遇到有人就盡量往山上拐,這樣大部份時間走山路,小部份時間走田間和公路,他這樣走法其實和逃亡差不多,只不過一個向南,一個向北,這樣經過了差不多廿個小時的北逃,在當晚12時左右,才逃回博羅縣城,第二天一早搭上了回廣州的班車。
千辛萬苦回到廣州,然而在廣州的日子也不好過,他不敢回家,先到朋友家裡住幾天。在那艱難的年代,在城裡什麼都要票,在朋友處休息了幾天感覺到不能再麻煩人家了,便回了自己的家。然而回到自己的家日子更難過,本來家裡窮,經濟緊張,金錢方面欠缺還好說,一家人勒緊一下褲帶就過去了。最要命的是他的家庭成份,在文革中階級鬥爭最瘋狂的年代裡,他的家早就在街道裡成了嚴密監視和重點打擊的目標。他剛回家休息了幾天,就收到風派出所將要抓他調查他是否和偷渡有關,嚇得他連忙逃回農場去。
這時回到農場,日子也不好過,農場領導早就對他們這些反革命份子的家屬實行特別的監視了。他一回來場領導早就懷疑他這段時期去了偷渡,場部一直都有風吹出來要抓他,但苦於沒有証據所以一直沒有行動,然而事件并不是就此不了了之,頭腦充滿了階級鬥爭熱情的場領導一直在等待時機而已。過不了多久,大約在1973年11月底,在這個柑子成熟的季節,場部領導終於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為他準備了一個千人鬥爭大會,這就是後來胡君為什麼在寒冷的12月也要出逃的原因。
俗話說: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胡君的頂頭上司生產隊長李某,就是那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小人。復員軍人身份的李某頭腦充滿了階級鬥爭的激情,早就對反革命的狗崽子胡君情有獨鍾,早就想拿胡君來鬥一鬥了,何況胡君為了抱打不平而開罪了李某。
事緣當年在廣東各地的農村,因為天災人禍的原因造成不少的孤兒,當局安置這些孤兒的方法就是把這些孤兒安插在各地的農場。這些孤兒一來文化程度低,二來年紀小,因而很容易成為某些沒有修養的人毆打、發洩、欺負的對象。一天生產隊長李某又因一點小事毆打一名孤兒,胡君在旁看不過眼,大喝一聲:不許打人!一伸胳臂擋住了李某揮向那孤兒的拳頭,為此雙方結下更深的樑子,李某更是對胡君恨之入骨,時刻都想對他打擊報復。11月底某天剛發了工資,豪爽好客的胡君就在發薪的那天中午,用他整個月的工資請同隊男隊員四十多人,別隊男隊員十多人,一共六十多人一起劏雞殺鴨,美美的吃了一頓午飯。因為他可以用木材私下跟附近的農民交換農產品,所以他可這樣做。他這次偏偏不請李某,氣一氣他,結果是李某及場領導的打擊報復下午就來了。他們認為他這樣做是大吃大喝,破壞農場艱苦樸素的傳統,更加是拉攏落後,打擊先進,可是以請吃飯為由開會鬥他理據不足,他們估計胡君可能會偷柑,便以他偷農場的柑為由鬥他。那時是柑子成熟的季節,由於生活艱困,每逢這時農場都會有不少人偷柑,如果是其他人偷,那怕是一大堆,也只是批評教育下就算了,可那晚埸領導卻為他準備了一個千人鬥爭大會。據胡君和他的場友回憶說,那時農場為叛國投敵者,不聽話不接受改造的壞分子所召開的鬥爭大會是武鬥,而不是文鬥。被鬥者被五花大綁的綁起來,跪在碎玻璃上,任人拳打腳踢,事後遍體鱗傷。那天下午四點鐘,隊長李某帶著埸部十幾個民兵衝進來,把他按在墻邊五花大綁綁起來,這時對胡君懷恨在心的李某乘機一拳向胡君的背部重擊過來。一旁的一名孤兒這時看不過眼,大叫了一聲[小心!],並順勢推了李某的手臂一下,令他的拳頭打偏了一些,一拳打在墻上,弄痛了他,他才停止了向胡君的毆打。場部的民兵把綁好了的胡君押解回場部鬥爭大會的現場,留下幾個人搜查胡君的行李。可民兵把胡君的行李翻天覆地的搜了多次,都沒能搜出半個柑子來,相反卻在別的人處搜出一大堆來。這一下那鬥爭大會便沒有了証據,場部的民兵只好把尚在押解途中,已押解走了一個多小時,快到鬥爭大會現場的胡君給放了。
經過這麼的一綁,令到胡君深深的感到再也在這個農場待不下去了,如果不快走,說不定不知什麼時候,什麼籍口另一個千人鬥爭大會等著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起程回廣州,三天後就與一個相識多年,有三次[起錨]案底,綽號叫孖仔的何君在寒流即將抵達時,冒死再次出逃了。他倆先在廣州乘汽車到惠州,然後出了城在郊外爬上了一輛南行的貨車。在那個年代,廣東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沒錢的知青爬貨車是平常事,一般人都見慣不怪,都會只眼開只眼閉讓他們搭一回便車算了。這輛貨車只走了一會就不走了,他倆下了車只找了一會,又爬上了一輛滿載甘蔗南行的貨車。他倆藏在甘蔗堆中,隨著貨車南行了幾十公里,連闖幾道關卡,傍晚時候在寶安縣境內一個叫鎮隆的地方外圍停下來。他倆趁沒人的時候跳下車,因為他們知道再前行就要靠雙腳上山了。他倆下了車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等天黑了才竄上附近的山,憑藉指南針的指引和星月暗淡的光芒摸黑南行。
他倆也像其他的逃亡者一樣,白天躲在山上的草叢中,晚上才趕路,他們的目的地是大鵬灣。經過了四個夜晚的逃竄,他倆在12月初的一個夜晚來到了大鵬灣的海邊。他們出發的時候天氣還很暖和,然而一股強大的寒流也隨著他倆同時抵達海邊。那晚天上不停的下著寒雨,人還未下水就已全身濕透,冷得直發抖。強勁而嚴寒的北風對他們來說雖然是順風,但也令到海上波濤洶湧。好不容易才到了海邊,他們不愿放過一試的機會。冒著寒風冷雨,他倆挺著發抖的身軀慢慢走入海中,剛一開始的時候感到還可以,但當海水浸泡到腰部時,冰冷的海水令他倆清晰的意識到,如果今晚勉強下海夜泅,不被淹死也會冷死在海中。為了保存性命,他倆退回岸上,並冒著寒風冷雨重新退回了山上。
在山上他倆重新檢查裝備,幸虧剛才下水時沒有扔掉乾糧和指南針,這些東西對在以後從陸路鑽鐡絲網還有用,只是乾糧已不多,且已部份被海水浸濕了。這時胡君對他的好朋友何君建議,把所有糧食留給他,讓他一個人繼續闖關,而何君則回去。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反革命的兒子,農場時刻都在找機會鬥他,他回去無疑自投羅網,冒死一拚或有成功的機會。而何君雖有三次逃亡的案底,但家庭成份好,回去沒什麼大不了。但何君經過考慮後,反對這樣做,理由是自己已叛逃了三次,回去也沒有好出路,將來還是要再逃,倒不如乘這次一舉直搗黃龍,不想再挨收容所的滋味。加上邊境已來過三次,情況比他熟。經過商量後二人還是決定繼續一齊逃亡。多年後的胡君對我說,他真後悔沒有堅持到底,如果何君沒有參加以後的逃亡,那麼今天就不會陰陽永隔,生離死別了。
在寒風冷雨中白天他倆躲在梧桐山的茅草中,晚上才緩慢地向西行。曾經在梧桐山躲過的人都應該記得那時躲藏的滋味吧,真的一點也不好受。梧桐山有一個特點,就是大石頭多,茅草也多。山上到處佈滿大約一米多高的石頭,而石頭之間則長滿茅草,那些茅草長得比石頭高一點就不長了。夜間看起來白色的是石頭,黑色的是草,夜間被人追捕時如果從一個白點跳到另一個白點,稍有不準,就會跌落旁邊一米多深的草叢中,很容易弄傷自己,但這樣的茅草對逃亡者來說又是個躲藏的好地方。
白天他倆躲在潮濕的茅草中,蚊叮蟲咬,不能移動,十分難挨。而那幾天正值寒流南下,晚上氣溫降至幾近零度,在山野間行走,寒風剌骨。向西行了三晚後,他們斷糧了。在澈骨的寒冷和饑餓中,胡君病倒了,整天發高燒,人也就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了。遭此雙重打擊,如果是平常人這時應該考慮在此情形下,繼續逃亡下去的人身安全問題,是時候終止這次逃亡,留得青山在,等待下次再來了。但胡君這時想到的是若就此打道回府,農場將會有一個千人大會等著鬥他。一想到自己被五花大綁跪在碎玻璃上,胡君就寧願死在邊境也不回去。胡君料想不到這次逃亡會遇著寒流南下,整天陰雨連綿,所穿上的雨衣早已殘破不堪,身上的衣服幾乎沒有乾的,在寒冷的北風中更覺冰冷。幸虧西行第四天白天出了一會太陽,胡君找到一些乾草,他們隨身帶有針線,胡君把兩件背心縫起來,中間塞滿乾草,制成一件乾草背心。穿上這件特制背心,胡君說在寒冷的晚上也覺暖了很多。那件背心他穿了幾天,直到要鑽網了才把它扔掉。
折返梧桐山西行的第六個晚上,他倆在一處山坡的草叢中潛行時,突然發現在他們下方約廿米處有一個士兵休息的帳篷,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原本向下行要突然改變方向向上行,以避過哨兵。自從發現了這帳篷後,從前輩處收集得來的情報告訴他們,他們所處位置離鐡絲網不遠了,鐡絲網應該就在帳篷下方不遠處,而這裡會是防守嚴密之區了。他倆往上爬了一會,那晚實在太黑了,在黑暗中他們竟然在不知不覺中觸到另一個帳篷。在帳篷裡躲懶的士兵突然大喝一聲:不許動!一把帶刺刀的步槍先從帳篷裡伸出來,跟著一個士兵嘴裡不乾不淨的罵著粗話走出來,拿著手電四處亂照。胡君他倆一觸到帳篷就心知不妙,聽到一聲大喝身體本能地向下一伏,以防軍人馬上開槍,一伏之後兩人立刻向旁邊的白點跳去,跳了幾跳之後便跳落石頭旁邊草叢中躲起來。那晚實在太冷了,又下著毛毛雨,那士兵追了幾步見不到人,又鑽回帳篷取暖躲懶去了,反正他覺得這條防線固若金湯,很少人能從這裡過去,剛才經過的人就讓別人去抓吧,他們遲早都會落網。胡君他倆等士兵縮回去一會兒,才小心翼翼的向上爬,爬了很久很久,都不敢起來。
他們爬離了帳篷很遠,躲在草叢中休息時,胡君突然感到有一個人爬向他的朋友何君處,胡君以為那人是躲在草叢中的民兵,便悄悄的跟在那人身後爬,待到相當接近時,便一躍而起,把對方按倒。正當胡君想先發制人時,對方哆嗦著說:別動手,我也是偷渡的。胡君一聽對方也是廣州口音,便放開了他。大家一交談,原來這個[廣州仔]是7個人一起來的,[胡君與這個廣州仔只相處了一天,在逃亡中雙方都沒有互通姓名,故只能以[廣州仔]名之。[廣州仔]背起了七個人的乾糧,還有藥品,對他倆現時可說是貴人了。他們七人來到邊境給士兵追散了,他一個人第一次來躲在這裡已一整天了。那[廣州仔]要求加入他倆的團伙,因為他有充足的乾糧和急需的藥品,他倆答應了,三人組成新的團伙,向邊境作最後的衝擊。
從大鵬灣折返的第七天,也就是遇到[廣州仔]的第一天白天,他們躲在梧桐山上較為高處的山坡上的茅草中。白天他們觀察到在他們下方平均約五百米左右就有一個帳篷,也就是說每五百米左右會有士兵把守,而帳篷後面不遠就是鐡絲網。為了避開守軍,經過白天的觀察後,他們決定改變下山的路線,晚上從兩山之間的山溝底部爬過鐡絲網。
夜幕來臨,天上還是不時下著毛毛雨,夜晚的山間還是相當嚴寒,上半夜他們三人很快就順著山溝爬到鐡絲網前,在鐡絲網前他們根據前人提供的資料,爬得很慢很小心,盡量不碰到那些串在一條鐡絲上的金屬罐。他們沒有帶工具來剪網,但他們知道這道鐡絲網下方一定會有很多前人剪開的洞口,果然他們只是隨意的找了一下,就在茅草遮蓋下的地方找到一個破洞,三人分別鑽了過去。
鑽過了鐡絲網,一般粗心大意的人都以為大功告成,因而得意忘形起來而放鬆了應有的警惕,故而很多人在鑽過了鐡絲網後才被捕。中方在建網之初就故意往後移了一點,在網後才佈置重兵防守。他們鑽過了中方的鐡絲網後,馬上感覺到網前網後的草明顯不同,網前的茅草有一公尺多高,人不容易曝露,網後的草很短,很明顯全都經過人為的修剪,人很容易曝露,只是草是不斷生長的,他們爬離了鐡絲網大約廿米,找到一處稍為凹下去,草稍為長一點的地方,全身伏下,頭緊貼著地面先躲起來。三人這時看到了真正邊界的境像,一盞強力的探照燈從幾百米遠的大營房頂向四處亂照,強烈的光柱不時掃過他們躲藏的地方。在光影中他們看到了他們將要越過的最後邊界—一條小型公路,他們還看到了他們所處的位置剛好在兩個小營房之間,不時看到士兵牽著狼狗來回巡邏。從鐡絲網到公路是一片約60米左右開闊的平地,而公路之後就是一個約45度的碎石斜坡,這個斜坡他們估計就是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約有150米長,斜坡盡頭是一條小水溝,水溝旁邊就是英方的球形鐡絲網。
他們鑽過鐡絲網的時間是半夜一點鐘左右,三人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他們這時要越境還要衝過這片40多米開闊地和公路,滾過那大斜坡才算成功,而這時狼狗和士兵是他們衝關的最大障礙。說起梧桐山鐡絲網前後的狼狗,那時它真的臭名遠播。由於它視覺,嗅覺敏銳,牙尖爪利,加之速度飛快,所以傷人無數,往往把人咬住了好一會,士兵才趕到,發現和抓住逃亡者建功的主要是狼狗。胡君平時請客吃飯從那些高幹子弟處收集回來的情報中知道,早上7時正,士兵換更的那一刻,他們會把狼狗短暫的拴起來一會,他們三人只有在那一刻沒有狼狗的時候迅速衝過公路,才有成功的機會。
那一晚胡君終於有機會見證了梧桐山狼狗的利害,躲在草叢中的幾個小時,他就親眼目睹,親耳聽到幾起狼狗咬人的事件。胡君他們躲的地方離公路大約40多米,事實上那並非是個安全的距離,只不過在黑夜中許多人比他們更靠前,很多鑽過鐡絲網的人都不知道早上7時正會有拴狗的一刻,因而越近天亮越焦急,終於在黎明前會按捺不住向公路發起衝擊,故往往天明前是狼狗咬人最多的時刻。胡君那晚聽到了多起狼狗的狂吠聲和人狗搏鬥聲,遠處的公路邊有4—5次,而最近的兩次就發生在他們的左右斜前方約20—30米處。連他們都可清清楚楚聽到被咬者痛苦的呻吟聲,那麼近的距離沒理由狼狗不會發現他們,原因可能是一來他們運氣好,二來那些狼狗實在太忙了,無暇顧及他們。
天漸漸亮了,胡君他們變得緊張起來,因為他們知道離他們要衝鋒的那一刻快要來臨。天亮的一刻邊境恢復了少有的寧靜,因為寒流來襲的原因,早上6時多天色還很暗,這時他們做好了衝鋒的準備,拋棄了多餘的裝備,靜待7時正一刻的來臨。
7時前的一瞬間,在晨曦中他們果然看到最近兩個營房的士兵正在換更,狼狗此時正被拴起,如果此時不衝,那麼稍後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將會無所遁形。手錶7時正,三人一齊跳出草叢,向40米外最後的邊界—公路衝去,向著自由世界衝去。這一衝表現出了他們誓要徹底衝出那個沒有自由的囚籠的決心,這一衝表現出了他們敢於爭取自由的莫大勇氣,可他們絕沒想到,這一衝往自由世界的勇敢行動,竟要以生命作為代價。
由於事出突然,等他們衝出了十幾米,守軍才發覺衝出來攔截,他們來不及放狼狗,也沒有開槍,胡君回憶說,如果那時軍人開槍的話,他必死無疑,可能軍人自信可在公路上攔住他們,可以生擒就盡量少開槍以免讓英方聽到。三人之中[廣州仔]跑得最快,胡君回憶說當時已看不清他是如何滾下斜坡的了,何君先他一步衝過公路,他清楚記得何君開始時是坐著滑下斜坡的,然而巨大的衝力令到他後來是翻著跟斗滾下斜坡的。三人之中因為胡君大病剛愈,跑得最慢,在公路邊一個士兵剛好同時追到,那士兵伸出手來抓他,在千鈞一髮之際胡君突然一矮身,閃過那士兵的手,也滾進了路邊那三不管的斜坡。
那斜坡約45度傾斜,由坡頂到坡底約有150米,坡面全是大大小小容易滾動的石頭,寸草不生。胡君他們由於是衝著來起滑的,所以下滑速度很快,巨大的衝力令到胡君十分害怕,在急速的下滑中,他把背脊和頭部緊貼坡面,盡量防止身體翻滾,然而強大的衝力令到他多次幾乎控制不住。在他們下滑的過程中,山坡上大大小小的石塊也跟著下滑,不少的石塊更砸在他們身上,胡君在下滑了約三分之二時,一塊籃球般大的石頭擊中了他的腰部,由於多天來的驚恐,勞累,虛弱的軀體在強烈的地心引力作用下再受此重擊,胡君即時暈了過去。
大約在早上十時左右,昏迷了約三個小時的胡君終於甦醒過來。他醒來時發覺自己已身在坡底,雙腳插在坡底的水溝中,而水溝邊就是英方的球型鐡絲網。不知是水溝的水冷醒了他,還是坡頂的狼狗狂吠聲叫醒了他,這時他感到全身上下,特別是背部和腰部劇痛,原來他下滑時由於背部緊貼坡面,背部的衣服盡皆磨爛,全身上下尤其是背部有多處擦傷,血跡斑斑,其被石塊擊中的腰部,來港後醫治了幾年才治好。他張目四處一看,發覺他的好友何君就躺在離他約十米遠處,一動也不動,他艱難的爬過去一看,何君頭顱破裂,七孔流血,早已氣絕身亡,再看一下看到[廣州仔]倒在離他20—30米處,他隔遠清清楚楚看到[廣州仔]的一條腿跟身體分了開來。這時嚴重負傷了的胡君再也沒有力氣爬過去看望[廣州仔],此時坡頂上狼狗叫聲甚急,他恐怕狗吠會令士兵發覺有人生還而下來抓他,便鼓起最後的力量,默默的告別了兩位同行的難友,慢慢的開始爬英方的滾筒型鐡絲網。英方的滾筒型鐡絲網剪不開,只能爬過去,可一平方寸的網眼就有兩根半寸長的尖剌,整道鐡絲網就是一道佈滿尖刺的墻,可想而知當血肉之軀赤手空拳爬這道刺網時,軀體會受到嚴重的傷害。當時的胡君在滑下斜坡時,鞋子已不知何時丟失,他醒來時雙腳已完全赤裸,當他一躍而起爬那滾刺網時,雙手還好可以手指直接插到網眼裡,傷害不大,身軀要緊貼尖刺,但因還有破爛的衣服遮擋一下,只受了小許傷,最慘是雙腳,第一腳踩下去,右腳扎了七個洞,忍著劇痛再踩第二腳,左腳扎了14個洞,等他爬到網頂滾下鐡絲網時,雙腳早已鮮血淋漓,血流如注,血肉一片模糊了。滾下了鐡絲網的他身受重傷,但仍要奮力往上爬,尚幸他已抵達自由世界,當他還在奮力向上爬時,一雙香港警察友善的手伸向了他。事後香港警察對他說,當他們倒在鐡絲網前時,他們就已注意到他了,當發覺到他能自行爬過鐡絲網,就立刻趕過來營救他。
傷痕累累的胡君終於突破了固若金湯的中央陸路防線,他的兩位好友為爭取自由永遠的倒下了,飛出了囚籠的胡君永遠不會忘記他倆。何君外號叫[孖仔],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兄弟,從此何君的母親就成了他的母親。在不能回去的日子裡,胡君每個月都寄錢給她,從不間斷,八十年代開始能回去的時候,胡君就做起兒子應該做的事來,除了給錢之外還經常返廣州探望她老人家。胡君照顧老朋友的母親一共廿多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何母去世才終止。至於另一位難友[廣州仔]因為相識時間太短,逃亡中相方沒有互通姓名,後來發跡了的胡君沒能照顧到他的家人,令他頗覺遺憾。
昔日龍游淺水遭蝦戲,一朝掙脫枷鎖沖天起。
一些生命力頑強的種子,只要給它少許生存的空間,它就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某些生命力頑強的人也一樣,只要把他放在自由的國度裡,他就會比常人拼發出更為亮麗的人生。昔日胡君困在大陸的時候,因為頭上頂著[反革命]家庭成份這個無形枷鎖,無論在街道,學校或農場,都是低人一等的狗崽子,是被監管,打壓與改造的一群,只能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但一旦讓他抵達香港這個自由的土地,他就立即充分展現他過人的才幹,由於他的爺爺與父親都善於營商,故而他很快就展現出他的營商才華。
由於他在農場幹過幾年木工,來到香港後他看到在香港這個狹小的地方,從大陸合法或非法來的新移民需要大量的房屋,他這時看到在山邊搭建木屋有可為,於是便組織了一幫人,和各方社團合作,在九龍的山邊搭建木屋出售。從1974年幹到1976年,因為搭建木屋好賺,經營的各方勢力多了,這時他已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便退出了這個戰場,另闢發財途徑。1976年他改為在九龍的深水涉,葵涌一帶的大廈搭建天台石屋,並做起天台石屋的買賣來。同一時期,他還經營起一間廢品回收站,實行多方經營,從而賺得更多的錢,1976年時才22歲的他已為日後事業的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來港才二,三年,對當年新移民來說,在人生路不熟,欠缺了天時,地利與人和,很多人連立足都未穩。很多來港人士,終其一生都未能賺到一桶金,絕大多數最後都只能成為草根階層,而胡君一旦脫困,短短時間之內就踏上成功的初階,可見其有著多麼驚人的環境適應能力和營商頭腦。
1978年年方24歲的胡君已不滿足于現況,除了繼續經營天台石屋的建造與買賣及廢品回收店外,他還與人合資開了一間五金廠,該廠專門生產風扇及其他五金零件,全盛時期工廠有幾十人。經營了工廠十年之後,才三十多歲的胡君又向另一個更賺錢的行業,地產建築及裝修行業發展,全盛時期其建築公司有6個地盤和幾百工人,其經營的建築公司在香港承建了不少著名的工程,其裝修公司更在承包廣州美國領事館一役成名。1992年廣州美國領事館的裝修工程,其上手公司幹了十個月工程不合格及爛尾,由他接手後他竟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在香港和廣州招聘了大量的技術人才,竟能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工程,成為一時佳話。
大陸改革開放後,胡君早就捐棄前嫌,既向前看又向錢看了。90年代初在大部份人都不看好大陸的房地產時,他已早著先鞭投放重金在大陸購置地皮了,現在他在廣州及惠州都有不少房產。現在才50多歲的胡君經營的生意多方面,有工廠,有房地產,還有醫療藥品及化驗等,真是財來有多方。
他的營商有道為他的家庭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在廣州的母,姐,弟與妹等一直都受到他各方面長期的眷顧,生活優遊,而他的兩個女兒更是在他的悉心栽培下,兩個都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現在都是香港中學教師,他現在真正是家庭事業兩得意。
今天幾十年過去了,胡君經常回大陸,但博羅縣他下放的那個曾經想揪鬥他的農場,他一次也沒回去過。當午夜夢迴,夢到他被五花大綁押向鬥爭大會的場景時,他都會驀然驚醒,心驚肉跳,久久不能再入睡。我曾對他說,應該回去看一看,那兒應該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我對他說,你請了同隊的人吃飯,唯獨沒請隊長李某,今時今日你應該回去補請他吃一頓,讓大家共同回憶一下往事。胡君說可能李某已太老,不記得他是誰了。的確往事如煙,同一件事,對一些人來說很快就忘了,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永生難忘。
胡君對我說出了他的往事,今天離開當年我們要[起錨]的年代已很遙遠了,很多往事的記憶已越來越模糊,年輕的一代很多都不知當年曾發生什麼事,他把自己慘痛的經歷講出來,讓有緣看到此文的人,知道當年的中國曾經發生過的事。另外他還有兩個目的,一是他一直都想找回失散多年的小妹,但人海茫茫不知何處入手,希望看過此文的人有緣的話請指點一下,所能提供的資料是1958年居於廣州大馬站沒有子女的[郭或霍]太太或女士。二是胡君早想認祖歸宗,但廣東番禺石壁早已城市化了,不知何處可找到邱氏族人,也希望有緣看到此文的知情人指點一下。
2011年10月15日寫於香港

黃東漢特輯: Text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