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錨往事】後補 黃東漢
1979年以前，每當清明和重陽這兩個香港法定的假期前後兩周，香港政府都會開放邊境的坟場讓香港市民前往拜祭親人，每當這兩個節日，前往邊境的人很多。在彎彎曲曲窄長的界河梧桐河南邊各個大大小小的山坡上，到處人頭湧湧，一個小小的沙嶺坟場，能有幾多真正的參拜者，來的人大都是在各個不同時期[起錨]成功的人，其中部分人借此機會來邊境拜祭與他們同行的失蹤遇難者，更大部份的人是來邊界，對當時他們還不能回去，却又夢繫魂牽的故國進行[神州北望]。
我校66届高2一個姓曾和66届初3一個姓傅的同學和他們的一個伙伴[遇難者] ，也是我校的同學，因時間太久忘記了他的姓，三個人一起在73年中[起錨] ，千辛萬苦下了海，經過一整夜和風浪的搏鬥，黎明時筋疲力盡的曾同學摻扶著口吐白沬的傅同學爬上了香港的沙灘，然而他們的同伙却挨不過大海的風波，永遠的到龍宮作客去了。從此，每年的清明節，曾、傅兩位同學都會到他們上岸的沙灘呼叫他們的同伴，進行海祭。
當年的我在這兩天都會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朋友一起，到邊界去進行[神州北望]。在邊界向北的山坡上，東一伙，西一伙，三五成群不管在做什麼，大家的眼光都是向北。在這兩天的邊界上，我們很容易就會重遇抵港後失散多時的朋友。在[神州北望]的旅程中，很多的團伙都會帶有望遠鏡，在山上大家互相借用，輪流用望遠鏡望向邊界的另一方。我們多想通過望遠鏡望得更遠的我們曾經生活過的故國山河和熟悉的父老鄉親，然而在望遠鏡裡我們只能看到青翠的田野，破舊的房，高高的鐡絲網，林立的崗哨和令人觸目驚心的大標語。
1976年的中秋節，中國的一位領袖去世了，消息傳來當時香港一位名人[劉家杰]在電視台時事評論中說[全城悲哀]，馬上引起不少人到電視台去抗議，電視台只好馬上解雇那位名嘴。那晚我沒去電視台抗議，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大家沒有悲傷，當時我隱隱約約覺得他的離去中國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我和大家一起高談寬論，一起喝了大量的啤酒，一直到深夜。那晚我們很多人都做了同一個美夢~回家。然而夢醒了我們還要再等待，這一等就是三年。1979年初，當時的中掌權者終於做了一個聰明的決定，特赦了我們這一個數量龐大的種群。我班同學49人，當時有份參與[起錨]的大約有12人左右，成功率90%，以大約1/5人數算，可見人數之多。如果當局不施以浩蕩的皇恩，永遠的把我們擺在對立的地位，我們回不了家，他們在海外就多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反對派，那對將來雙方都沒有好處。真乃百感交雜，天明前離去，難捨難離，當真恐怕這是唯一相見的機會，真恐怕運動會反覆，恐怕不久會對我們秋後算帳，更恐怕是一個陷阱。初期能回家時我與朋友都盡量爭取多回家，並且自己心中有一本賬，已回家多少次了，即使將來有反覆也可安慰自己，已經回去那麼多次了，算了吧!
俱往矣，[起錨]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對那個大時代的回憶，隨著歲月的消逝，[起錨]的往事已經在我們記憶中越來越模糊，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即將被那些八十後，九十後所取代。今天香港政府為了推行他們的那套[政改]，竟然陰錯陽差的借用了我們當年的暗語。一時間社會上到處充滿[起錨，起錨!]的聲音，我真想問一問曾特首和他的智囊團，你們知不知道[起錨]是我們當年慘痛往事的回憶，現在反覆的叫嚷[起錨]，會勾起我們這一代人對悲痛往事的回憶，會令到我們對逼使我們要[起錨]的政權重新恐懼起來，畢竟他們還是同一個政權。在這裡我建議香港政府放棄[起錨]這個口號，不妨改用[開航] ，[前進] ，[努力]等，以免雷同。
關於[起錨]往事的回憶，因時間太久，很多都遺忘了，現只能憑僅有的記憶把他寫出來，希望讓有緣看到此文的人，知道當年曾經發生過的事。也希望當年[起錨]而來的眾多的香港人，不要怕敏感，拿起筆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好讓自己的子子孫孫知道當年[起錨]的慘痛，從而令他永不再發生。
2010年6月20日於香港
【聶家的悲劇】
紀念碑58號聶於湘和59號聶旋東是兄弟倆，文革前一同就讀於廣州鐵路中學。
哥哥聶於湘，人稱湘子。湘子天資聰慧，學習成績極好，因此1963年從鐵中初中畢業後，以為只要成績好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意孤行不聽學校勸阻，非要考廣州最頂尖的中學華師附中。聶父是一位高級工程師， 1957年被打為右派(極右)，1960年已歿於西北勞改場。有這樣的家庭背景，對這種只專不紅的“反動家屬”，附中怎麼可能錄取?結果不但華附沒去成，鐵中本校高中也沒收，他只好去了農場。不過一年後湘子還是幸運地重新考回鐵中繼續升學讀高中。
1968年，鐵中高一（2）的哥哥聶於湘和初三（1）的弟弟聶旋東（毛子）同時“畢業”，被學校分配下鄉。
1971年兄弟倆一同從樟木頭出發，結果和許多不幸的逃港失敗者一樣，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從此消失在歷史的黑洞中……
兄弟倆的母親是一位老護士長， 退休後已雙目失明，在得知另外一個兒子患肝癌也去世後，最終絕望，爬出窗外跳樓自盡。
（阿陀綜合整理）
【大逃港，自由世界的燈塔】，抉擇，紐約
回顧她的前半生，她感嘆在兩個人生的重要關頭，都幸運地作出正確抉擇，讓她的人生歷程完全改寫。如今美國大選開啟正邪之戰，她講述自己在人生關頭找尋真相的過程，希望給讀者一個借鑑，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背景下，每個人所面臨的選擇。
以下根據訪談資料整理，以第一人稱敘述。
下鄉後明了真相
1968年文革時我才十幾歲，那時差不多所有的老三屆（指1966年大陸「文革」爆發時在校的三屆高中學生和三屆初中學生），除了個別出身好的，其他全部趕到農村去，就是上山下鄉。
當時這種情形，我開始還認識不清楚。但是文革期間共產黨那邊也流出不少文件在外面，例如廬山會議的情形等關於共產黨內鬥的信息，諸如此類的我都蒐集了。
我下鄉以後生活非常非常辛苦，經常吃不飽，舉目無親，曾經有幾次生了疾病也沒人理我。開始我還以為只要我在農村拚命做工，與當地農民搞好關係，也不見得沒有前途，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
第一我跟農民關係好，從他們口裡面我真正知道共產黨是怎麼樣壓迫、壓榨農民，讓他們生活在最底層，把他們的工糧、餘糧，把所有種出來的東西差不多都掠奪一空。然後農民跟我說，最慘的不是「解放前」。（中共標準的宣傳是「解放前吃苦，解放後享福」）
農民跟我說，中國最慘的並不是所謂「解放前」，而是大躍進的時候沒得吃，差不多餓死。所以我才慢慢認清共產黨的本質。然後再把以前蒐集來的廬山會議文本找出來，看了才知道共產黨裡面一直都有殘酷的鬥爭，而不是他們所說的「為了所有人都過上好日子」，什麼共產主義生活。所以我在離開大城市到了鄉下後，才慢慢認清共產黨的本質。
第二是個人的原因，我已經非常努力，曾經由當地的農村保送我去考大學，結果考出最好的成績，但因為我的家庭關係，說我有一位親戚是基督教徒所以判刑，還有我的家庭背景是知識分子，屬於黑九類，不讓我上大學。
我如果在大陸留下去，根本一點前途沒有。加上我的戶口已經遷離廣州市到了農村，無論我偷渡成功或失敗都不會連累家人，在這種情形下我決定偷渡。
70年代偷渡高潮，用腳投票。
那時我才十幾歲，從中國的廣東經過八小時與驚濤駭浪的搏鬥，才到了香港。在這之前，我曾經第一次偷渡不成功，被抓去坐牢。出來後第二次偷渡才成功，當時的確是以生命為賭注。
那時已經是偷渡潮後期了，很多在中國邊界下放的朋友已經離開，所以我那時非常困難才到香港。到了邊界已經沒吃的，只能摘了樹葉來吃。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感謝上帝，我沒有被鯊魚吃掉，也沒淹死，所以最近這幾年我們香港的朋友在一個小島為逃港死難者立紀念碑，可以時時拜祭，寄託哀思，也是記錄下中共暴政帶來的苦難，我非常感謝他們做的這些事情，因為那幾十年在偷渡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根本沒有辦法去統計！
香港，香港人讓我永遠感恩。
剛到香港，向來少通音信的遠親、素不相識的朋友，都熱心地給予幫助，提供住所，贈送衣物和生活必需品，介紹工作，讓我很快就安頓下來。
很多人說，香港人只懂得賺錢沒有人情味，我的感覺完全不是這樣。我到了香港，香港人不光是物質上資助我們，甚至精神上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他們說，在香港餓不死人的，只要你努力就行，也沒有現在人說的什麼歧視大陸仔、大陸妹的情況，我做工時與工友的相處非常好，只要你拿出心來和他們交往，他們對你非常好，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充滿人情味，充滿同情心的社會。
香港人的確為大陸苦難的同胞提供了無私的幫助。1961年中國大饑荒時期，中南部的人說開放邊境三天，讓飢餓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把包袱丟給英帝國，廣東的人利用這段時間大批跑到香港，後來我聽香港的親戚說，梧桐山上全是難民。整個香港都被難民潮所牽動，很多香港人拿著麵包、飲料到梧桐山給他們吃，後來要把這些難民送回給大陸的時候，香港人就在路上攔著，為救大陸飢民躺在車前阻止遣返，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是七七、七八年的時候逃到香港，我一邊讀書一邊做工，最多時曾經兼職三份工作，後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大陸即使成績優異也不給上大學），我在香港進入大學，讀新聞系。在香港待了三年後，與先生和9個月的小孩一起移民美國，抓緊機會前往美國，遠離共產黨這個災難之源。
1970年代末香港還沒有提到九七（回歸）的問題，主要是我覺得香港離共產黨太近，還是很危險。在香港生活時，我經常半夜好像聽到電話鈴聲響，或者外面急煞車的聲音，就馬上驚醒，以為自己仍然身處大陸、大陸公安來抓我。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自己的安全，為了子孫後代，既然有移民美國的機會，就算在香港已經站穩腳跟，生活也有一些基礎，我們還是決定放棄、移民美國。
當年我是以美國移民法第七優先（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識青年，以及中國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獲得移民批准。
那時飛機票非常貴。來到紐約，我們身上只剩200美元，那還是香港一個親戚借給我們1,000元港幣，然後換成200美元。
到美國後，先生去餐館打工，我在家帶小孩。後來我們搬到唐人街，先生去唸書，我把小孩託付給人帶，自己也打工。經過三十幾年的奮鬥，我們有了安定的生活，非常幸福的家庭，兩個兒子都在藤校畢業，孫子一個8歲一個10歲。我最感慨的，是香港、是美國給了我這些機會。
我覺得在兩個關鍵的時刻，幸好我都選擇了正確的路，要不然以我的個性，喜歡把心裡話都說出來，在中國一定沒有好下場。現在香港的情形大家也知道，共產黨已經全面接管了香港，如果我在香港的話，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下場。◇（未完待續）
【憶漢傑】 阿陀
記得是64年，姨婆(馬思聰岳母)把漢傑兄帶來我家跟母親拜師學畫。從此每個星期天早上漢傑都會準時夾著畫板上門，把本週的"作業"攤開請母親點評。記得多是石膏素描，也沒印像有過現場畫畫。那年代這樣私下拜師學畫的較罕見(學音樂或許多一些)，母親自己要畫畫要教學運動接二連三還要下鄉勞動更有上老下小.......如果不是因為姨婆和我祖母是結拜姐妹的關係，不會收下這個學生(尤其是，很快母親就知道，漢傑的天份應該是在音樂而非繪畫上)。
當年雖說同是十三、十四歲，我是一個對野外花鳥魚蟲充滿好奇，對乒乓足球文學電影十分痴迷的活潑少年；漢傑卻更像是一位沉默寡言文弱木納的斯文書生，舉手投足會令我聯想到圓規、角尺和方程式，中規中矩，有幾分少年老成。因此，我倆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集。
大約65年以後，也許是母親下鄉(四清)更加瀕密等原因，漢傑不再來家學畫了。
之後浩劫臨頭各自飛......
之後馬思聰事件，完全無涉的父親也不得不反複寫交代材料(父曾指給我看書桌上一尺厚的稿紙)......
之後驚聞漢傑兄投奔怒海遇溺......
之後我開始蒐集知青偷渡資料，首先想到的是漢傑兄，弱弱但勇勇的漢傑兄。我也見過蔡可夫，見過陳秉安，也聯繫上漢傑的鄰居同學......十幾年追踪，過程依然撲朔迷離。今天讀到小學老師傳來的陳秉安近作，惑解。
唯一可以補充的是:
遠行之前，漢傑曾在茶樓約見過一個蛇頭。因為心中沒底，漢傑聰明地拉了一位有經驗的同學陪同。這類帶路蛇頭時稱"盲公竹"，暗中收費帶人到海邊(或邊界)。結果同學聽出蛇頭實際上只是帶客到離廣州不遠的番禺蓮花山，根本就是個騙子。當然也就沒談成。
秉安兄功德無量!!
漢傑兄天籟安祥!!
楊翰華
1947. 8. 15 --- 1970. 11
天蒼蒼，野茫茫，
一息尚存，永不相忘。
眾兄弟姊妹祭
楊翰華罹難于1970年大鵬灣冰冷徹骨的海濤中，時年23歲。
【憶念兄長翰華 200611 脫稿】
每年五月一日，是港粵兩地“卒友”自發性集結到大鵬灣岸邊拜祭當年因逃亡遇難的亡魂，悼念憾然離去的親人朋友。參與活動的友人發送過來的活動視頻及記念文稿，內有一篇情深意切，感人肺腑的悼文並付有一幀照片。當凝望着照片中劍眉星目，棱角英偉的林哥時，正是音容宛在，身伴海眠，心坎中不禁一陣陣刻骨銘心的刺痛，久經不息。林哥：安息吧！得您在天英靈的庇佑，恰如您的初心覓求，夙願，我們楊氏一門經巳脫離苦境，遠離暴政，並遷居於自由、民主之邦，從此安居樂業，富足安逸。
三哥瓊林，又名翰華，出生於1947年中秋之夜。我是四弟，自小就如跟屁蟲一般，跟著兄長共同進退。孩童時代，頑皮好動。我們時宜到水塘捉蝌蚪小魚，到臘德村捉蟋蟀，有時又到東較場踼足球，玩兵捉賊遊戲。每逢有球賽，就會在場館門外乞求進場的觀眾攜帶進場看免費球賽，間中又聯同表弟應樑一同到白雲山尋幽探險，到越秀山，黃花崗公園嘻戲玩樂……總之，貧窮人家孩子自會有五花八門的遊戲，不用花錢亦玩个不亦樂乎。但亦有痛苦犯錯的花絮，記得有次我們哥俩，帶同六妹，七弟到市郊割草（飼養葵鼠、白兔），途經楊基村，因口渴飢餓，到路邊田地裡偷摘幾個黃瓜，怎知被農夫捉個正着，綁成一串排隊遊街，並帶回生產隊禁閉于黑房，直到黃昏才釋放。當晚深夜，東窗事發，被嚴父從睡夢中提起，一頓“藤條摳豬肉”，皮肉之苦，慘痛教訓。
林哥自小愛護弟妹。記憶中，從未有過以大欺小，爭霸弟妹玩具的所為。反之，每當有街童欺淩，他定必挺身而出，全力抗爭，捍衛弟妹。
1960年，林哥考入市40中學，性格變為文靜好學。他視野開闊，懂得凡事思考；喜好多元化：琴棋書畫，球類運動，樣樣皆涉獵。他最喜閱讀，經常帶我一起到中山圖書館看書。一去終日，留連忘返。
家裡的小閣樓，是他自修的小天地，拉小提琴、畫水墨畫、習書法，每事堅毅不捨，無師自通，務求盡善盡美，沉迷至不知晝夜，足不出門。
記得在1963～64年間.我與林哥仍在40中就讀……晚上，如似上班，總要到東川路工人俱樂部猜燈謎。在那結識了一群謎友，彼此切磋交流，從猜燈謎中獲益良多。由天文地理到歷史典故，詩詞歌賦，名人雅仕……要各類的知識都要有所認識才能猜謎中的。由於我學識淺薄，多數只能做傍觀者，但林哥就犀利咯！每晚都能中的獲獎（每中一謎，奬入場卷一張），所以我們永遠都免費進場，幾乎是謎壇的台柱。我們在那渡過不少歡樂時光。
林哥他聰明好学，各科目成績優異。他文采飛揚，他的文稿曾多次在校刊上登載作範文。唯獨外語一科，因學的是俄文，認為學無所用而放棄。但在畢業前一個月他下了苦功，把俄語的字母，詞句語法寫在紙條，再四處貼在當眼的牆壁上，以便隨時可閱讀溫習，以幾十天時間攻讀了三個學年的課程，終於以優良成積獲取畢業證書。
當時極權政策奉行：以階級成份為先，高考存在“𣎴宜錄取”政策，我們身為黑七類子女深受歧視，以致雖然成績優異，但却事與願違，連續兩年升學考都榜上無名，自始失學在家，並被剝奪參加工作機會。賦閑在家期間，林哥并無自暴自棄，繼續讀書寫畫。他跟大姐學會裁剪衣服，協助家庭谋取生活開銷。
1965年，全國展開強制性上山下鄉運動，街道居委點名要二姐下鄉。因二姐體弱，更兼她在家車缝衣服，是家庭生計的主要支柱，林哥為了家庭義無反顧，自動請纓隻身代二姐下鄉務農。
1968年，暴君發動禍國殃民的文革，利用紅衛兵剷除異己功成後，卑鄙地“卸磨殺驢”。為了安置成千上萬罷課造反的學生，把他們誘騙驅趕到山鄉僻野处自生自滅，於是展開了更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作為黑七類子女，無權抗拒，於是，林哥又四處奔走，申請辦理把我們姐弟妹四人安置在與他下鄉處附近，但求便於互相照應。期間，常噓寒問暖，相濡以沫，關懷備至！
1969年，年邁的雙親被勒令下鄉改造、疏散，於是帶同年幼的八妹九弟輟學到偏遠貧脊的海豐縣山村落戶。他們一老一幼，完全沒有勞動力.生活捉襟見肘，全賴大姐在廣州每月匯的二十元維持生活。自始，我們大好家庭支離破碎，各散東西。
林哥，自小就是個明事理，懂思考，凡事勇于擔載的男子漢。眼看著當初，父慈子孝，天倫融洽，衣食豐裕的小康之家驟然破碎，加上.在極權暴政治理之下，慈父因信仰而被治罪，拘禁勞役……冠以黑七份子，無時無刻遭受批鬥，家人被打入社會最底層，永遠被歧視欺壓，並剝奪了升學就業的機會，沒有基本尊嚴，沒有自由，為人子女，哀哀父母，未報劬勞⋯⋯，再看自己，正當黃金歲月、青春年華，本應建功立業，展示抱負，卻只能屈身於村野瘦田內庸庸碌碌。蹉跎歲月，春去秋來，何時才是盡頭？
某夜，林哥與我在被窩內偷聽到“美國之音”及“澳門綠邨電台”廣播，開始對鐵幕外的自由世界有所了解及憧憬。當地人民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安居樂業，相較於國內，簡直差若雲泥，於是嚮往追尋之心開始萌芽。
1970年，林哥收到好友李勛华，梁巨齡相繼避秦成功，登陸彼岸的消息。好消息轉來，除了對好友的祝福及羨慕外，更激發了本已萌動的鴻鵠之志。正如他最信奉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棄。”欲要改變命運，要幫助家人脫貧，定要衝出籠牢.投奔自由之邦。
立志已決，即座言起行。林哥匯同三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在陳耀雄的協助下，由惠陽冷水坑岀發，一路翻山越嶺，餐風露宿，克服了重重的艱難險阻，終於抵達深圳大梅沙海邊。但見風高浪急天寒水冷（當時是深秋季節），兼且經過十天的艱辛歷程，疲憊不堪，但眺望到自由彼岸的燈光，他們犹似“飛蛾撲火”，義無返顧地投撲到茫茫大海中。無情的海水冰冷刺骨，疲憊的體能經巳透支到極限（據其中一被捕返者敘述）四人長時間浸在冰寒的海水中，四肢已僵硬如殆，力氣耗盡，只能隨浪漂浮。一人漂往北被捕捉，一往南漂幸運被救抵港，可鄰的林哥及另一友人隨怒濤而去，不知所終。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家人涙滿襟”。噩訊傳來，闔家泣涕如雨，悲痛欲絕。嚴父老淚縱橫，更自責內疚，深悔當年一念之差，錯判形勢，改變了舉家南遷的初衷，累及妻兒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悲傷之餘，又覺能生養林哥這孩兒，自小聰明睿智，知書識禮，對家庭敬老慈幼，克勤克儉，勇於承擔；對身䧟困境，沒思棄怠，堅毅執着，為達抱負理想，不惜以生命相搏，換取自由。有此出類拔萃孩兒，夫復何求？
林哥，你捨身取義，猶若一支耀眼的洋燭，燃燒了自身，卻在漆黑的寒夜中發放亮光，激勵庇護我們奔赴理想的伊甸園⋯⋯。
每年，月圓之夜(林哥誕辰日)我們定必仰望着一輪皎潔的明月，一注清香，默默地憶念着：林哥呀！您在天之靈，一路好走！祈盼我們來生再續兄弟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