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聶氏兄弟的父親是廣州鐵路局的工程師。 57年反右時打成“極右”，發配到青海修蘭新鐵路。那裡生活條件極為艱苦。據曾前往探視三毛母親說，鍋子裡常煮野菜吃。父親後來死在青海。

聶家四兄弟：長子見田（據其母親說生他的時候夢見有田）；次子於湘（生於湖南）；三子旋東，（生於廣東）。四子子羊（生於廣州）。插隊東莞樟木頭因偷渡殞命大鵬灣的是於湘和旋東兄弟（因旋東排行老三，自小就被父母、兄弟、鄰居、同學叫做“三毛”，鐵中知青也不例外。本文均以此稱之）。

1968年11月，「高中畢業」的哥哥於湘和「國中畢業」的弟弟三毛，與五十多名廣州鐵中知青一起，插隊落戶來到東莞縣樟木頭公社。但兩兄弟並不分配在同一大隊。

於湘被分配到離公社較近的樟洋大隊。相對其他大隊而言，這個大隊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較好，分紅也較高。在同學和老師的眼裡，於湘自幼就是個勤奮好學、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是鐵中足球隊隊長。有同學回憶，當年學校組織下鄉參加農忙勞動，在點著汽燈照明的聯歡會上，他一曲男聲獨唱《我為祖國獻石油》，贏得同學和當地農民的喝采！他在初升時，未聽老師建議，執意要考華附，結果名落孫山。個中原因當然不是成績不好。一年後，他再參加考試，鐵中依然錄取了他。只不過沒想到，光是只讀了不到一年的高一，就文革爆發，停課「鬧革命」；就「接受再教育」上山下鄉。

下鄉後，他勞動比較勤𡘊，喜歡和老農民聊天，在同村六個知青中，是最早學會講客家話的。和本村青年仔也合得來，每天晚餐後，青年仔都喜歡到他的住屋聊天。平時他還很熱心地幫村裡的小孩理髮。在當地農民的眼裡，他是個知書達理，安分守己，不敢調皮搗蛋的「廣州仔」。

三毛則分到筆者所在的、距離公社所在地有十多里遠的豐門大隊。大隊各生產隊挨著一條沙土路面的惠（州）樟（木頭）公路，沿途分佈在兩邊的山坡上。相較於其他大隊而言，整個大隊的生產水準較低，生活條件也較差。而三毛所在的依嶺生產隊又是豐門大隊較差的，記得有一年分紅，十個工分才幾分錢，剛好夠買一張郵票。

當地農民幾乎家家都有港澳關係，都有親人在六十年代初年偷渡到香港打工。因此，當地「貧下中農」對逃港現象見怪不怪，有時在山頭遇見藏匿的偷渡客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遇有討吃的偷渡客，還會遞上一條番薯。

事實上，三毛偷渡大鵬灣前，曾獨自一人偷渡過一次，沒有成功，被抓回在樟木頭收容站關了一陣子才放回。

據知情者－我同村的另一知青湯孟衡（他和三毛是發小，小學到國中都是同班同學）回憶，導致三毛產生偷渡念頭的，是這麼一件事：

三毛身高將近一公尺八，挺拔硬朗，身手敏捷，國中起就是學校籃球場上的健兒。下鄉後，公社舉行籃球賽，有時也會嶄露頭角。他不知從哪裡聽到消息，說海南建設兵團要招收籃球運動員。出於轉變生存環境，改變身份，成為兵團戰士的想法，他和樟木頭公社另一名也是籃球高手的鐵中知青、高二年級的謝書聖一道，跑到海南應試。

據謝書聖回憶；1971年8月，他兩人結伴跑到海南屯昌縣的兵團六師打籃球。因該師政委說他倆“出身非紅五類，表現也不好”，結果兩人都沒選上，於是悻悻然回穗了！此行連路程來回，也就四、五天時間。但對三毛打擊很大。

湯回憶說，從海南迴來後，三毛情緒極度低落，覺得出路渺茫。於是鋌而走險，事先沒告知任何人，也無與哥哥於湘商量，獨自一人踏上險途。結果被抓。先關進樟木頭收容站，然後轉送到東莞拘留所，關了一段時間，整個人因餓瘦得皮包骨。放出後在哥哥樟洋住處休息了幾天，才回豐門。

知悉三毛回來後，湯曾到依嶺生產隊看過他。湯回憶說，那天正巧有一隻誤入其住處的公雞，他順手抓住，把雞脖子一擰，帶到三毛處，煲了一鍋雞湯，兩人喝個精光。三毛看起來極度疲憊，身體虛弱，精神萎靡不振，不願說話，對偷渡過程和在收容站的情況以及今後打算隻字不提。後來，湯招工回穗辦手續一段時間，再回豐門後才得知，三毛兄弟「二板」了。湯的招工文件註明的時間1972年3月。據此推算，聶氏兄弟一起偷渡應該是在1971年10月之後、1972年3月之前這段時間。

幾十年來，關於聶氏兄弟偷渡的故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直到2018年11月9日，廣州鐵中東莞知青上山下鄉五十週年聚會時，筆者遇到從美國回來參加活動的朱敬賢同學，才從他口中了解一些情況。這或許是最接近事實真相當事人的回憶。

朱原是初二學生，下鄉時和於湘分在同一生產隊，兩人住在同一間屋。他說，於湘做事很縝密。他和三毛的“二板”，事先沒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廣州家中的母親和弟弟。朱之所以了解一些情況，是因為三毛兄弟和同大隊的另一對廣州下鄉的「社會青年」（這是鐵中知青對由街道分配下鄉知青的稱呼）原計劃帶他一起行動。這對社會青年，男的叫謝錦春，另一個是他的女友。他倆是64年就下鄉的老知青，很多鐵中知青都認識。但接近出發時，謝對三毛兄弟說，還是不要帶朱一起去，人多目標大，而且朱年紀小，不知能不能挨得住。朱對我說，他們行動時我回廣州探親了。幸虧沒跟著去，保住一條小命。 （朱後來偷渡成功，在港幹到退休後，隨子女定居美國）。

隔了一段時間，朱一直沒有收到三毛兄弟的音訊，卻見到了謝錦春。謝告知，他們已經抵達大鵬灣海邊，想下水時恰遇颱風來臨。見風高浪急，謝二人退縮，沒有下水。而三毛兄弟卻義無反顧，執意繼續下海，往香港方向游去。謝二人只得折返。不過，他倆後來再次偷渡成功，只是與朱等鐵中知青失去了聯繫。

沒想到的是，再隔了一段時間，有寶安縣大鵬公社人員到樟木頭公社外調，核實是否確有聶氏兄弟二人。還到於湘的宿舍，翻閱他的遺留物品。朱當時在場，親眼目睹調查人員的到來，但他們對聶氏兄弟的下落隻字未提。朱估計他們也曾到豐門大隊三毛的住所查看。筆者推測，或許三毛兄弟的屍體衝上岸邊，而他們身上攜帶有能證明他倆身分的資料，才令調查人員找上門來？

現在只有謝錦春夫婦才知道，那年他們是如何歷盡艱辛走到大鵬灣海邊的；下海前聶氏兄弟為何明知有兇險，卻還執意投奔怒海？兩條年輕的生命（一個23歲，一個21歲）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逝了。也許，這些秘密都將永遠深藏於大鵬灣的大海深處……。

長兄見田考入中山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海南農墾的農場搞工民建，專業不對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才調回廣州珠江啤酒廠。事業上的鬱鬱不得志，加上婚姻上的挫折，工作上的不順心，八十年代因癌症過世。

三毛母親是鐵路醫院的護士。鐵路系統當時視逃港為「叛國投敵」。兩個兒子因逃港失聯，對她的心理打擊和外在壓力很大。她一直見到鄰居、三毛兄弟的同學就打聽有沒有三毛兄弟的消息。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還跟鄰居說，他們會不會不敢回廣州，找個地方躲起來？長子見田過世後，她也雙目失明，跳樓自殺了。

如今全家還剩下幼子子羊，也年逾古稀了。

（鐵中知青李明提供）